承天太后（953—100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应历十九年（96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

辽圣宗以12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0 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1031，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61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1030）年，圣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发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1），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