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颁布推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新思想。
西汉初期，为了统一封建思想，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对原来孔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融进了法家和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好的一方面是统一了思想，巩固了统治。但另一方面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文化和思想的进步。
产生根源：
①汉武帝时，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需要一个符合实际的统治思想，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
②过去的法家思想已经不完全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适应恢复发展后的变化。
③当时儒学代表董仲舒吸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主张，对儒学加以改造和发挥，提出了“君权神授”、“大一统”的思想，首倡“独尊儒术”，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 “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朝建立以后，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适应了秦帝国维护统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专用法家思想而焚书坑儒，结果导致儒学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封建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汉初期得以有机会逐渐复苏。因此，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 “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四步历程。
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出现我国封建时代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①南北边境不宁：主要是北方匈奴的对西汉的威胁，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汉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如夜郎国妄自尊大等。 ②王国威胁中央：汉初刘邦在基本上消灭了异姓国以后，又分封了九个同姓国，虽然在汉景帝时期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甚至还有轻死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的威胁。③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早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就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国力的上升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于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加强专制中央集权成为历史的必然。
主要人物：
董仲舒
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生平及贡献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代表人物，也是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帷外门生，一个对一个口传），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连连给汉武帝上了三篇奏章，叫《天人三策》，编造了“天人感应”理论。这就是他连续三次回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因此受到任用，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
晚年辞官“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此外《春秋决狱》、《玉杯》、《清明》、《竹林》等著作，“凡百二十三篇”。
在退隐期间，董仲舒依然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汉武帝
汉武帝的用人政策
西汉前期，皇帝都能注意吸取秦亡教训，比较重视人才，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例如：汉初官吏，一是按军功选任如萧何、曹参等，二是从郎官中选任，郎是皇帝的侍从，又在郎署娴习典章制度，预备补受官职。西汉前期许多较高的官吏出于郎官。如司马相如侍从汉景帝，武帝时由郎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此外，汉高祖曾下诏由诸侯王、郡守向相国府输送“贤士大夫”，还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以后汉文帝也下诏“举贤良能极言直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由文帝亲自考问录用，但是没有形成制度。
汉武帝时，开始采取“举贤良对策”的方式选拔人才。具体方法是：首先令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郡县推荐既贤良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到朝廷。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才并重的选拔要求。然后一般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问题进行考问，是为策问。被策问者以书面形式回答。因此全部过程可以概括为“举荐策问”。具体史实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孝子）、廉（廉吏）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以后每年都要向上举孝廉，这就是西汉前期的察举制。汉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些属于察举制的特科，若干年举行一次。举贤良对策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得以通过应对而步入政府官员的行列，如董仲舒、公孙弘、倪宽、田千秋等；封建国家获得了所需要的能臣干吏。“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功造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
思想核心
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皇帝代表天的意君临天下，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
具体的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一体论。他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董仲舒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这就为君王行使皇帝的权威有了合法的根据；但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了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现，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汉朝的皇帝和此后历朝的皇帝，每逢天灾时，都程度不等地要省察自己执政的表现，刻责自身，谋求改进。“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
他还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
他在应对中还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阶级矛盾日益剧烈。他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和废除盐铁官营主张。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在此之前，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为此，他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而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
他大力提倡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
思想实质
董仲舒的新儒学实质是外儒内法，思想专制，是为维护封建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提倡儒家的德治、礼治和人治，提倡等级观念和道德规范；通过强调法治，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从而使儒法两家揉为一体；再辅以“天人感应”的观念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这明显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三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 教育为儒家所垄断。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设置经学博士7人。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人。东汉时期更达到三万余人。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家庭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学说渐渐沉寂无闻。
③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汉武帝下令全国郡县设置学校，这一措施真正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独尊儒术的深远影响：
①在当时，为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②汉武帝采纳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著名的人物有扬雄等人。
③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
④董仲舒的新儒学带有神学色彩，导致了两汉神学迷信的长期泛滥。
⑤长期以来，它束缚了人民的思想，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
质疑之争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存在
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存在的。翦伯赞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中国通史纲要》写道：“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张传玺也指出，西汉前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就指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翦伯赞、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存在的。郭志坤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实行放宽思想限制的政策”，但“当时只是道家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作治国安民的法宝”，到“吴楚‘七国之乱’，暴露了黄老思想的局限性，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合诸说’ 的措施，寻求更加适应统治的思想。”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跟原始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已经糅合了各家各派的主张，成了‘博采百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它兼顾了各方，顺乎时务，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百家’并没有罢黜。相反，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博采百家，运用各家各派学说的长处，加以综合利用”，即“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实际上是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封建专制理论”。为什么百家没有被罢黜， “这跟汉武帝所采取的某些做法有关”：“其一，允许‘多说并存’”；“其二，鼓励‘百端之学’”；“其三，重用‘茂材异行’者”；“其四，兴太学，养贤良”。（郭志坤《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
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汉书· 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 汉书· 西南夷传》 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