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时年二十余岁，志满意得，与同年冯铨友善，其后结为儿女姻亲。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
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周延儒因居南京闲散之地而获擢用，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驻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士因连续四月断饷而发生哗变，总兵袁崇焕安抚之，事方得平，锦州兵又哗，崇焕请给饷。崇祯帝召群臣问计，诸臣皆请发帑。周延儒警敏而善伺人意，他熟知崇祯帝与乃祖神宗一样吝啬财货，于是进言异于他人。他的陈奏道出了皇帝的心思，“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又奏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周延儒的话深得皇帝赞赏。数日后，崇祯帝又召周延儒面议政事，周延儒揣摩崇祯帝猜疑和察察为明之习，奏称锦州兵变大略是骄兵构煽为乱，有关将帅御之无策，以故哗变频仍。时崇祯帝方疑边将要挟，周延儒之奏正合皇帝胸臆，于是大悦，由是颇宠之。
崇祯帝初政，客氏、魏忠贤等元凶虽除，徒党犹盛。自倪元璐颂东林攻阉党之疏出，清议渐明，不附阉的正人渐获登用。不久附魏忠贤的阁臣相继罢去，天启中致仕的老资格阁臣韩爌被召，尚在途中。于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东林党中的头面人物钱谦益期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在朝中串联活动，吏部尚书王永光迫于情势，列出了以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十一人名单，供皇帝挑选。周延儒及礼部尚书温体仁均未获提名。按会推的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而把持会推的钱谦益等以温体仁素无人望为词拒之于外。又周延儒议事有独见，召对亦当帝意，却也被摈斥在外，于理未合。时周延儒亦暗结外戚锦衣渠帅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太监唐之徵，以为内援，希冀入阁。至是周延儒不与会推之列，大恨，暗布流言，言枚卜阁臣之事为钱谦益党把持。温体仁不附东林，虽官礼部尚书亦不预会推之名，亦愤而不平。温体仁乃奏呈《盖世神奸疏》，弹劾钱谦益的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言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恰崇祯帝因会推名单不列周延儒等而生疑惑，得温体仁疏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面讯，温体仁力攻钱谦益，周延儒助之，奏称：“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钱谦益未料到温体仁攻其旧事，周延儒指斥有验，钱谦益理亏语塞。皇帝以周延儒、温体仁所言符合实情，于是罢钱谦益官，回籍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钱党，降谪有差。崇祯帝乃悉置廷推者不用，枚卜之典遂告流产。
崇祯元年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还朝，遂为首辅。自文华殿辩论后，周延儒屡蒙召对。二年三月，崇祯帝召周延儒密议，“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周延儒得到皇帝的恩眷和进一步的信任。对此，东林一干人非常恐慌，御史黄宗昌搜集周延儒的几件小事劾之，崇祯帝怒，停黄宗昌俸半年。御史李长春疏论独对之非。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又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秉政，必为逆党翻局”。周延儒对言官的攻击一一作了答辩，崇祯帝优诏褒答。同年十一月，北兵薄京城，京师警戒，阁臣钱龙锡以袁崇焕案牵连罢职，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同时入阁的还有何如宠和钱象坤。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周延儒在内阁，竭力援引温体仁和吴宗达，将建议二人入阁的意见书于揭帖，为之力请。崇祯帝憎恶臣下党比欺君，故特别嘉许体仁孤立忠心，六月十一日特旨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入阁。是年正月，韩爌致仕，三月李标致仕，九月成基命亦致仕，周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姚希孟、罗喻义相善，由于钱谦益在枚卜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事关权势利害之争，周延儒不得不奋起反击，助温体仁攻之。既相之后，延儒总揽全局，会阉党新败，审时度势，不能不与东林这股政治势力共事。鉴于东林士大夫集团并非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于是周延儒一方面与钱谦益等人对立，另一方面则注意改善同其他东林士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周延儒主会试，他录取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与周延儒并相的温体仁素与东林无涉，既攻钱谦益，益仇东林，温体仁出于自身利害考虑，亟欲将敌视东林的阉党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逐渐由差别而发展为分歧。温体仁采取了试探性行动，策划起用阉党官员，他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名丽逆案的王之臣和吕纯如。王、吕二人在逆案中所犯较轻，且于天启中皆在边圉，未尝插手朝廷政治，盖因颂珰获罪，况且崇祯元年东林干员瞿式耜还疏荐吕纯如“谙练边事，猷胆过人，皆可当中枢戎政之任者”。东林之人荐之，温体仁亦欲荐之，本不当大惊小怪，而有人利用此事挑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关系，向周延儒进言说温“体仁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周延儒不察言者之意，刚好中了圈套，他把温体仁荐用王之臣、吕纯如看得过分严重，于是向皇帝奏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皇帝听了周延儒的话，起用王之臣、吕纯如等的事就搁浅了。这样，温体仁决意在政治上与周延儒分道扬镳，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仍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周延儒是一个典型的没落皇朝的封建官僚，善于攘夺权位，一旦大权在手，殊无为国为民之心，惟知利用权势，谋取私利而已。史称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受姻娅陈于泰万金之馈，使滥厕进士及第之列。周延儒所为遭到给事中吴执御的弹劾。其后又有数十人劾之，因崇祯帝将劾疏一概留中不下，周延儒不得自知，却仍厚着脸皮入直票拟如故。其间子弟暴横乡里，兄弟冒锦衣籍授千户官，用家人为副总兵，京师舆论籍籍，而周延儒仍无敛止之意，仍然我行我素，终为温体仁所乘，狼狈罢归。
崇祯帝初即位时，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然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却竞相为门户之争，不能赞襄良策，甚至欺蔽朝廷。于是崇祯帝渐渐复用宦官，相继遣宦官监视各镇。又令宦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温体仁向宦官靠拢，以图周延儒。太监王坤狂躁敢言，在温体仁示意下，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功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副都御史王志道言中官不当劾首揆，崇祯帝怒，削王志道籍，周延儒不能救解，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信任已经动摇。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悖逆”。皇帝怒，穷治其事，锦衣卫考掠李元功无完肤，狱上，周延儒大困。周延儒还希望温体仁为之救解，温体仁不应，还乘机拟旨黜去与周延儒相善可能施以帮助的人。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迫引疾辞职。皇帝仍待之以礼，赐白金，遣行人护行而归。
周延儒失势后回归乡里，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温体仁继周延儒任首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发、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刘三俊等正人，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动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綍始下”。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首辅。以张溥为代表的东林后劲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丽逆案而有难色。阮大铖退而请用其密友马士英，周延儒许之。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麟、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卿贰，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张本。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首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
明代政治体制表明，无论内阁怎样拥有相权之实，然而厂卫却是代表皇权监视和控制着整个官僚集团，周延儒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周延儒此举虽然邀获众誉，厂卫却十分怨恨他。厂卫着意刺探周延儒的阴事。崇祯十五年五月，兵备佥事雷演祚劾周延儒门生范志完督师时纵兵淫掠。翌年廷议其事，雷演祚语侵周延儒。皇帝召雷演祚面对，遂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又言范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雷演祚所奏，引起了皇帝对周延儒的怀疑，于是逮治廷献，诛范志完。周延儒的地位受到动摇。
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掠山东，师还，至京畿，周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崇祯帝犹降手敕，以召虎裴度为喻奖之，赐给章服、白金、文绮、上驷，并给金帛，以供其功成赏军。皇帝对周延儒寄予极大的希望，周延儒却殊无退敌之策，驻兵通州，不与北兵接战，惟“每日幕客攒集，午后始开门收文书，应故事”。周延儒视师丝毫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清兵退回辽东，各路援兵尾之而行，不敢邀击，却厚贿周延儒以求叙功。周延儒日与幕客饮酒娱乐，天天派飞骑往宫中奏捷，骗得皇帝一场空喜欢。周延儒还朝，请议从征将吏的功劳，周延儒又获赐银币、蟒服，荫子中书舍人。数日之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厂卫把周延儒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五月十八日，皇帝还在下谕布置凯旋之宴，二十三日传谕大小九卿，“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周延儒再度失宠，崇祯帝为全君臣终始之义，犹降温旨，赐银百两为旅资，并许乘传归。
周延儒的敌人不但有厂卫渠帅大珰，还有阁中的魏藻德与陈演。魏藻德是薛国观的门生，吴昌时在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以是魏藻德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周延儒平素蔑视陈演，陈演大恨之，于是两人与厂卫复腾蜚语，攻击周延儒。周延儒既去，言路发舒，所言皆及他。皇帝隐忍未发。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语其赃私巨万，并揭露吴昌时交通内官李端、王裕民等，侦知宫廷秘密诸状。骆养性仔细地调查了吴昌时与周延儒谋取贿赂的详情，报告皇帝。东厂诸阉亦向崇祯帝汇报了实情。吏部尚书郑三俊以误荐吴昌时，引咎辞职。这时崇祯帝了解了周延儒的全部罪行，盛怒之下，立遣缇骑逮周延儒到京师治罪。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帝召府部科道廷鞫昌时，皇帝声色俱厉，内侍用刑，吴昌时两胫皆折。周延儒在途闻吴昌时受刑之状，非常恐惧，在途中迁延不进。时旧辅王应熊应召入京，周延儒与王应熊关系密切，应熊之获再召，亦周延儒未败时为之营就。周延儒期待应熊先入，在皇帝面前为之救解，冀能逃脱罪罚。陈演通过中官，向皇帝揭穿了周延儒稽延不入的缘由，崇祯帝益恨，并及王应熊，王应熊入京，不召对而命其复归。十月，周延儒尾王应熊之后到了京城，被安置在正阳门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皇帝不予理会。十六年十二月（1644年1月）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