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告子之间关于人性之理解的四辩乃是一个以内心体验为依归的宗教家与一个以外在闻见为准绳的理性主义者间的诤辩。①生之谓性之辩。”告子曰：‘生之谓性也。’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上》）。告子将”性“理解为人之生理特性，孟子则以为”生之谓性“与”白之谓白“一样源于人们对经验现象的认知。若无灵魂深处的自觉而仅依外在经验判断则”人性“确实与”犬牛之性“相去不远，一如”白玉之白“与”白羽白雪之白“相去不远――这样的”人性“无非”本体界“的”真我“借以在”现象界“现身的”假我“。②仁义内外之辩。”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白？ 玻徊皇冻ぢ碇?ひ玻?抟砸煊诔と酥?び耄壳椅匠ふ咭搴酰砍ぶ?咭搴酰？#39;“（《告子上》）。”善“之体验一如”美“之体验乃是凝滞于上外境的生命进化之流在刹那间假借”现象界“之客媒回归”本体界“的独特经历。告子依外在经验将特定客媒视为”善“之本源，孟子则据内心体验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仁内义外“说。”白马之白“无异”白人之白“， 而”长马之长“则不同于”长人之长“――生命进化之流在我们感到”长马之长“地凝滞于外境之”长马“无法畅通，却在油然而生的”长人之长“的敬意中以外在的”长者“为客媒回归”长之者“的内心。③以水譬性之辩。”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芸芸众生鱼龙混杂，依有限的个人经验判断人性确实无分善与不善；而若从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进程来看，”人“之出现标志着宇宙生命进化之流达于开始挣脱自然本能的阶段。心中涌动的道义感正是这奔流不息之势能的自我意识，而唯有自觉的”君子“才能依”道“之所趋努力实现上天赋予人类的神圣的自由。若有这样的”善“之体验一定可以同意”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④杞柳桮木 卷 之辩。”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木卷 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木卷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为桮木 卷 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木卷 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木 卷 ，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乎！’“（《告子上》）在告子看来”仁义“乃是某种外在的对象，故以杞柳桮木卷为喻将其拟为由”人性“制成的器皿――说话之时他的内心漆黑一片。”如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木卷 也，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唯有一个兼具高度的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的宗教家才会作出这样中肯的批评。近人治孟学者往往留意孟、告之辩难是否合乎形式逻辑，此时他们的内心也和告子一样漆黑一片？ ?BR> 哲学史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一类为灵气飞杨的神秘主义者，另一类为学力深湛的理性主义者。神秘主义者思维浑沌，其学说言不尽意，富有原创性，而其无意识之”意“须耐诠释者之疏解方能显明――中、印哲学史上各大宗派之开山多属此类思想家；理性主义者思维明晰，其学说系统而有条理，但也因此少了前者特有之意蕴――西方哲学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多属此类思想家。诸子之中孔、孟、老、庄大致属于前者，而墨子、公孙龙、荀子和韩非了则大致属于后者。作为先秦儒学之后劲，荀子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强烈的现实感纠正了孟学过分沉湎个人内心之偏颇。若将”自我“拟为泛流之舟，则孟子的性善论倾向弃绝人为、顺流而驶，而荀子的性恶论则主张应以人之意志努力把握航向――二氏分别着眼于”人性“的两个不同侧面而立论，此其相异之大较。”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自然本能在高等动物乃是”自由“而在”人“则为必然性的限定，因为生命进化之流至此已经达于开始超脱”欲我“所栖之”现象界“的阶段。当”仁我“试图将”本体界“的自由落实于外境之时即异化为下意识地挣脱自然本能的自由意志－”伪“，原无善恶之分的”欲“终因”伪“之呈现而沦为人性之恶。”伪“有”小伪“和”大伪“之分――”小伪“为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大伪“则为群体的自由意志。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与文化无非 ”大伪“之幻化，唯有以之陶冶人性才能使个体之”小伪“与群体之”大伪“和谐地融为一体。”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欲我“所规定的”自由“使人类陷于”人与人争“的自然状态；而唯有当泯灭了彼我之分的”大伪“终于克服”欲我“之时，”本体界“ ;的自由才在”现象界“显现为制约自然本能的文明秩序，从而将时空之中的个体凝聚为群。”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性恶》）。政治秩序与道德规范正是作为群体之自由意志的”大伪“在人性沦落之后的相应的显现，其存在本身即为”性恶“的绝佳的证据――若人皆能依赖自性成德，二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索，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文化的累积孕育天才也唯有于天才方可创造文化；正是在他们那里作为文化之源泉的”大伪“获得了生命，从而表达为化育文明秩序的强大的势能；而毫无悟性与创造力的群众只能是文化所陶治和规范的对象，一如黏土、木料须待工人之制作而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