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3年第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我曾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的论文（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8月创刊号（总第四期）。）那篇论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论点一，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于中国本土早在先秦已经成熟确立；二，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三，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四，“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
这些论点中，第一、二两点，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兰州学刊》所载之《试议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一文，以及他与宁强、罗华庆合着的《中国敦煌学史》之有关章节中表示欣赏；第三一点曾有朱绿梅（案：即王小盾）《也谈敦煌讲唱词的音乐渊源》一文（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总第七期。）提出质疑，而且我也有针对的答辩；（牛龙菲《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载1985年第2期，总第八期《敦煌学辑刊》。）第四一点，至今尚未见有人评论。
在我自己，于那篇论文的四个主要论点中，最觉不满的是第四一点。
当时虽已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但终觉在未找到“经变”确切语源的情况下，我“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之有关其功能的论说，难逃“牵强附会”之讥。故于“变文”一端，只是“且谈”，而未敢专论。
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名谓，总有其固有的语源。
“变文”一语，不要说“至今还没有找出译文或对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原载1981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可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册第285页。）即使是找出了译文或对音的梵文，也当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变’字在汉语内应首先具有相适应的意义”（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汉语中找出“变文”之“变”的真正语源，其意也向未有确训达诂。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九八五年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曾见有北京《读书》1988年第4期金克木《“变文”的“变”的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着选》之《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只关系》等文。这些论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张鸿勋先生《变文研究评述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所说：不过“表明从古梵语中寻找‘变’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而已。此外，还见有广州《华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此文虽然在隋代吉藏《中观论疏》中找到了“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的文字，但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仅如此，姜先生所谓“因为博通众典，在唱说时遂对正式的经文文体加以变通，从而‘应变无尽’。这是最广义的‘变文’概念”之言，也并没有超出本文当年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