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
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
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
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
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00 卷，又130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06卷，又113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陆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
《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首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3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
《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
《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
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
《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
《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
《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
及其他有关的撰述
《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
《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 “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首。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
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
《国朝传记》和《传记》
《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
《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
《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
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
《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
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
《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陆广微《吴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
《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
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 “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 书》
《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 “《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
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