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
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属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
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着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着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
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