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八六六年秋天或是冬天首次见到格兰特将军的，那是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招待会上。那时他是陆军五星上将，我也只不过是随着一大群人同他见了一面，握了握手，并没有同他谈话的机会。也就是在那儿，我头一次同谢里登将军见了面。
我第二次同格兰特将军见面则是在他的首任总统任期内。内华达参议员比尔·斯图尔特提出带我去看望总统，我便和他一起去了，我们看见总统穿着办公的服装，身上披着一件破旧短小的亚麻布灰外衣，上面布满了点点的墨水痕迹。我曾在纽约的《论坛报》上发表过几篇通讯，对一些我乘“教友市号”周游世界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报道，因而稍微有些名气。我同格兰特总统握了下手，接着我们便都沉默了片刻。我不清楚此时此刻自己该说些什么，所以便只是默默地望了下将军那严峻的面孔以及坚毅的神色。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工夫后，我打破了沉默，说道，“总统先生，我觉得在你面前自己有点儿发窘，你呢？”他微笑了一下，那神态假如能够见之于铁铸的塑像的话，对塑像应该也算不上什么辱没。在那之后我又连珠炮似的对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才告辞。
后来我整整十年都没有再见到他，而这段时间里，他的名气仍旧那么大，我的名气似乎也比原来更大了些。
然后便是一八七九年，那年将军完成了他的欧亚之行，刚刚回来，他自旧金山向东部来时，一路上不停地受到群众们的热烈欢迎和崇拜，田纳西州的那些陆军退伍军人——那是受他指挥的第一军——预备在芝加哥对他进行宴请。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周到而又殷勤，应该说弄得同这次宴请的重要性以及隆重性非常相当，祝词委员会的人给我打了电报，让我参加盛会，并且到时向女士们致祝词。
我回了电，并且说道，祝词这东西已经老掉牙了，至于在宴会上向女士们致祝词，只要是能说的，前面的人们都已说过了，我实在是找不出任何新鲜的话语，也不愿意去花费那个心思。不过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往往在这样的场合中被忽略了，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可以向这个阶层致祝词——向婴儿们致祝词。他们认为我的提法非常有新意，立刻就表示同意，所以我便准备好了祝词，动身前往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