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1920 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发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 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 1921—1925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公担，可宣统元年（1909）至1913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1公担，比利时25.3公担，英国 21.2公担，日本13.5公担，法国13.1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22 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占9.4％，51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1922—1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10亩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66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6.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人祸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112 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1916—1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6.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