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畜牧业高度发展，特别是养马业兴盛，与当时“牧养有法，医疗有方”很有关系。
《司牧安骥集·相良马》指出的“由外以知年”和“由粗以及精”的相马理论及其有关技术，是唐代相畜术进步的表现之一。完备的登记马种优劣的马籍制度到唐时才见于记载，《新唐书· 百官志》：“马之驽良皆有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古代日本的马籍即仿唐制而建立的。马籍制的建立又给相马术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新疆地区还实行对牛的牡牝、毛色、岁齿进行登记，设专入负责管理此事，而且每只牛都烙有州印为记。与马籍制相配合的马印制度，不仅为了征调方便，还有去劣存优之意义。对马匹良种繁育很重视，《酉阳杂俎·毛篇》说种马“十三岁以下”方可选留。《新唐书·兵志》提到当时由新疆和其他地区引进良马在改良马种方面的作用：“即杂胡种，马乃益壮”。唐代从大宛、康居、波斯和突厥引进的良马对我国马种的改良和养马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畜饲养管理经验已相当丰富。张说在《陇右群牧颂德碑序文》中指出养马三要点：第一，出牧和收牧，烧野和清厩都应育一定的时令：第二，须有清洁的泉水、精美的草料，夏有凉爽的马棚、冬有温暖的马栏以适应马的生活习性；第三，对幼马要调教，稍大要驾驭，以培养和训练马的才能。《唐六典》记载有各种饲草和饲料的供应标准原则：不同家畜有不同量的饲养标准；同一畜别、体型和年齿不同，喂量也有差别；家畜生理要求和役用情况不同，饲草饲料供应量也不同；用青草代替藁秆喂牲畜，量需要加倍，而精料则可减半；此外还重视食盐的供应。
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中央政府和监苑牧场中在行政管理上分别设有畜牧兽医官和专职兽医师。太仆寺内有专职兽医六百人，尚乘局内有兽医七十人。民间兽医就更多，他们除做兽病防治工作外，还兼任畜养技术的指导。兽医来源，民间是师徒、父子相传；官家则在太仆寺内设立兽医教育机构，由“兽医博士”教授生徒。可惜这种培养兽医的制度到宋代就被取消了。
《安骥集·骨名图》和《王良先师天地五脏论》的出现，说明我国畜体解剖学在唐代已经形成，并取得多方面的深刻认识。如比较难认识的神经系统，人们从针刺的“得气”上认识到骨节与神经之间位置上的关系。家畜针灸学的成就引人注目，《伯乐针经》提出的穴位就有七十七处，针刺点一百七十一处，手法上提出了“看病浅深，补泻相应”的治疗原则和针刺手法；给病畜放血，提出“春首及马有病，弃血如泥。余月及马无病，惜血如金”的原则；还指出针具和适应之症，放血针泻热壅之患，火针散寒去滞，白针行气。此外，并能根据部位和病症，选用各种形状的烙铁进行烙治。
《安骥集》中的《马师皇论五脏》、《王良先师五脏论》、《胡先生清浊五脏论》和《碎金五脏论》等与现代家畜生理病理学相比，虽略显粗疏，但其中的整体观、畜体与自然、阴阳表里结构论、脏腑辩证等观点至今仍有深入研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价值。
《马师皇八邪论》是现存的中国兽医学论述病因、病机和病程的最早的文献。其中“八邪”系指风寒、暑湿、饥饱、劳役，这是导致牲畜疾病的根本原因。病因可分为外感和内损，阴邪和阳邪两大类。症候学在唐代也已发展至一崭新阶段，能根据细微症候把一些类似的病区分开，如口角吐涎，涎泡沫状为肺热；水液状涎水下滴为胃寒。《看马五脏变动形相七十二大病》和《造父八十一难经》都是根据马病症候辨病之作。
外科学方面，已总结出十六种蹄病的病因、病机、病变、症状和治疗方法。所用“焊药疗法”和“冷敷理疗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疮黄肿毒病的严重性已有充分认识，重点提出了五疔、十毒、三十六黄，并总结出了一些防治方法。“取槽结（马腺疫）法”是外科手术的又一宝贵成就，当时根治此病用的是手术摘除化脓的淋巴结，手术操作与现代外科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