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学见长。朱元璋时，以其博洽经史，延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称赞他“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
出山辅政
宋濂幼时体弱多病，有时一连昏迷数日不醒，家里人到处求医，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长大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赢弱的孩子，自小却天资聪敏，领悟力高，又勤奋好学，六岁时已能吟诗赋词，在乡里小有名气，人呼之为“神童”。十五六岁时，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张继之，闻其善记诵，曾对他亲加试验，结果也感到这孩子天分非凡，于是就向宋濂父亲建议，将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师那儿学习，使将来有所成就。
宋濂先师从大学者刘梦吉，学习儒家经书，通“五经”，后来又跟从著名理学家吴莱学习，深得其蕴奥，最后拜在大文章家柳贯、黄缙的名下。由于宋濂禀赋优异，又刻苦学习，所从的老师又多为饱学宿儒，因此，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闻海内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征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是时，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却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专权，朝廷内部为权力而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官场上下贪污腐败，已处处显示出颓败的气象。到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岂不是为这个没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断然以“亲老”为理由，坚辞翰林编修不就，隐居到龙门山去读书写作。他在龙门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隐居生涯，并没有泯灭他报效国家的信念，也没有使他忘却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发展，社会的每一动荡，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变革的时代。十年的著述立说，使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和底蕴，足以面对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去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
就在这时，朱元璋在浙东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占了集庆（今南京），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构，以此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为了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东地区，雄心勃勃地拓展势力。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对文人也特别留
意。他每到一地，都礼贤下士，对应聘儒士，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毕竟由于文人的大量涌入，给朱元璋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使其显示出蓬勃的生机。而且由于朱元璋的做法，也使这些文人在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看到了希望。宋濂对朱元璋的行为感到满意。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在两百多年前，曾是理学中心，“婺学”大师吕祖谦在此倡导经史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元朝末年，斯风尚存，浙东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宋濂就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闻其名，此时经胡大海推荐，马上派使者樊观携书信、重金，去龙门山邀请宋濂出山，建功立业。宋濂遂幡然应召，被授予郡学五经师。次年三月，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又与刘基、章溢、叶琛一道被召至应天。初到应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杀人”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被命为江南儒学提举，给太子讲“五经”，寻改起居注。这是宋濂出山辅政之始。
宠遇优渥
宋濂从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宋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并一直“恒恃左右，备顾问”。
宋濂是一个饱学之儒，长期受儒学熏陶，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统治思想去影响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请他讲解《春秋左氏传》，他就乘势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而忽略了统治者所必须学习的“《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太祖曾经问他帝王之学里，哪一本书最重要，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太祖就命人大书揭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命宋濂讲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该只用刑罚的办法。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响着太祖。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举措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太祖“好儒”的做法，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太祖每与群臣言及，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
宋濂辅导太子朱标，先后十余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礼法，导他走上正道。每当他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太子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棱两可的答复。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乡省亲，太祖和太子给他许多赏赐。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勉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把太子找来，亲自为他详细说明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谢。
宋濂的尽心辅佐，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诚谨，得以久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为了能时刻自我警醒和约束，他还在自己的住室中写了“温树”两个大字，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守法度，对家人亦绝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对太祖却很坦荡，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太祖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都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他推辞说：“臣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对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也常反复咨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开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强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摇摇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太祖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为赏赐，并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还说：“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太祖又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标选良马赐宋濂，还亲自写了一首《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终于以诚信获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太祖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但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一言不发。太祖问他，他就说：我说他好，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那些和我没交往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坏，就无法说了。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太祖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说：“这书不敬！”“这书诽谤！”“这书不合法度！”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陛下既然广开言路，怎么又要深责臣子！过了一会儿，太祖仔细看完上书，觉得很有些可供采纳实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向非景濂，几不误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他不只是个君子，可以说是贤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了褒奖宋濂的功劳，特封他的次子宋濂为中书舍人，长子宋瓒之子即长孙宋慎为礼仪序班，并对他们多方教诫。朱元璋笑着告诉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归，朱元璋赐他《御制文集》一部及绮帛若干，皇太子赠衣三袭。太祖对宋濂说：“朕最慎于赉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宋濂此时六十八岁，太祖还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太祖还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表达了太祖对宋濂的恋恋别意。宋濂致仕后，太祖为了表示对宋濂的恩宠，还给他的祖父、父亲赠官，赠官的封词都是太祖亲自书写的。
宋濂走后，朱元璋不时在朝廷问起宋濂的情况。几个月后，宋濂也回朝拜见了太祖。太祖在端门接见了他，久别重逢，两人都高兴万分。太祖亲命仪曹诸官将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观宫阙，盘旋禁御，都邀上宋濂，两人还像从前一样，宋濂陪太祖在便殿进膳，太祖向宋濂咨询国事，日晚始散，其恩礼之优，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赞叹说：“纯臣哉尔濂！”宋濂这次来朝，一共逗留两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才离开。
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一生读书很多，文章也写得好，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不过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丰，后人将其编为《宋学士全集》75卷，其中包括《銮坡集》20卷，《翰苑集》20卷，《芝园集》30卷，《朝京稿》5卷。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诗文不多，仅《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辞采雅丽，《四库总目》评其文曰：“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然而由于他长期受正统儒学影响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不过他散文中的传记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精华，又有自己的创造，褒贬人物寓于叙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凝传》、《胡长儒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都是其传记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长期供奉翰苑，以文才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关在朝郊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享，律历衣冠制度，四裔贡赋赏劳的仪节，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言辞，都是委由宋濂执笔，所以他屡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在宋濂负责主持下，明初编写了几部书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刚从家省亲回来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官。官修史书的做法，始于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渐成惯例，历代新皇朝对编写前朝史都很重视。明朝刚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负众望，从这年二月开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顺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个月时间，继续修完《元史》顺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个《元史》的编纂，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今天看来，由于匆促成书，许多史料未加考核订正，书中舛误不少，而且编次也不免混乱芜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仅见，而且整部书的编写，“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书成，濂之功居多。”并因此获得了“太史公”的称誉。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为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一年，他负责编纂了几部书。先是奉命编写《辨奸录》，此书主要搜集历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书刊行。其次他负责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编纂。《大明日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着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历年史实逐日记载，是一部明朝开国史。据宋濂说，太祖超过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统内外；二曰得国之正；三曰治政诘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严；六曰兵政有统。”书成后，又根据宋濂建议，仿唐朝《贞观政要》体例，缩编为《宝训》五卷，公开刊行。
据史载，宋濂“德重而不居，位显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仅在国内，而且还流传到外国。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两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可见宋濂的影响之大。
宦海浮沉
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却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阶只不过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为正七品的编修。洪武四年（1371）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可不久却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未能按时上奏，又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一年后，调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仅升了半级。当时太祖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一直到他离开朝廷，官职都没有变化。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官阶反不如他刚步入官场时高。
宋濂在太祖身边多年，对太祖可谓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举措，他都会知道其内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鉴戒，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时，他都婉言谢绝了，结果反而赢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告老回乡。离开朝廷，那每时每刻都绷得很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回到家乡后，就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纂述，布衣疏食，无异贫士。空闲的时候，他在浦江等地为人家作墓志铭，诗文集的序、题跋、小传等等的应酬文字，虽然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却也优闲适在，平民自有平民的乐趣，他真准备着以这种杖履优游的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因身体欠佳，太祖准允可不来朝。结果至期太祖忘记曾允准他不来朝，见宋濂没来，很不满意。太祖偷偷派人侦看，见宋濂正和乡人饮酒作乐，于是大怒，要处死宋濂，后因太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亦被牵连，均处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连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为举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宋濂以七十一岁衰病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终因老病而死，终年七十二岁。
宋濂死后，知事叶以从将他葬在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蜀献王仰慕宋濂德业，命孙恪将他移葬华阳城东。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抚马俊请求复其官职，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追谥文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