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地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包括手工业者）。乾隆朝以来，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部分地排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乾隆中后期的天地会正是从他们中间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此以后，天地会就成为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雇工、运输工人、小商人、流氓无产者为基本成员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组织。
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一般称山堂、会社和公所等。它们之间自行其是，互不联络。山堂内部又分成九级。天地会的会堂叫木杨城，是会员聚会和新会员宣誓入会的处所。
天地会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在天地会的发展过程也有变化。
早期的天地会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在荒僻野岭举行。他们“插草为香”，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歃血结为异姓兄弟。以后，天地会在广泛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上儒、释、道三教的影响，结拜仪式也逐渐掺杂了不少迷信色彩，诸如供奉祖师牌位等等。牌位上多有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太宗（考洪启胜）妣庇氏夫人、太子朱洪祝（竹）、大哥万云龙、军师陈近南、五祖、五虎将等，甚至还有供奉观音、土地、太乙真人、关公及万提喜等。
天地会为了使同会之人能互相识别又制定了隐语、暗号。乾隆年间，天地会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及“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为隐语，以“三指诀”为暗号。
天地会还有严格的纪律，即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规章，主要是要会员重义气、戒贪淫，在反清斗争中要勇敢，同时要严守纪律，每人在入会仪式上都必须发誓，不得“触破事机”，“如若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活动地区非常广泛，江南各省都有它的组织或支派存在。在传说中，有五房（即五祖）之说，即：长房蔡德忠、先锋吴天成，在福建；二房方大洪、先锋洪大岁，在广东；三房马超兴，先锋桃必达，在云南、广西；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识弟，在湖广；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昭，在浙江、江西。相传天地会的山堂就是在这五祖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五堂分别称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天堂、宏化堂。其中，以二房广东的洪顺堂力量最强，它的势力在清代后期更分布于广西和南洋群岛一带。
天地会组织的特点如下。第一，天地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薄，不像白莲教等秘密结社那样以宗教迷信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维护其斗志的重要武器。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样板，彼此间崇尚义气，讲究信用，天地会不引导人们向往未来的幸福，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特别是乾隆时期，天地会在发展广东三江、两湖、闽粤水陆交通线上而生活又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时，更为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等等经济意图，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天地会本身也充满了一些迷信色彩，如供奉五祖、关公、万提喜牌位等皆是。
第二，天地会下层群众之间比较民主、平等。由于天地会大多是由因贫困而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人们所组成的，故会员之间讲义气，豪爽慷慨，嫉恶如仇，爱打不平，力求平等。他们结异姓为兄弟。入会后，彼此均称兄道弟，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
第三，天地会对清皇朝始终持否定态度。天地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主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结社组织。如前所述，天地会的宗旨始终是“反清复明”，这在天地会的文件中到处可见。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首先，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因形势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不再运用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手段，但其他方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因此，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其次，民族压迫政策，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为进行阶级剥削与掠夺服务的。而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清民族压迫的阶级内容与阶级实质，误将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看作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最后，这个口号的长期使用，也有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即用来争取与满族贵族存在矛盾的汉族地主阶级，尽量孤立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阶级存在着的皇权思想的反映。
天地会从其一创立，宗旨就是“反清复明”，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乾隆年间，天地会尽管在发展新会员时突出强调经济意图，但仍然在借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进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充分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