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厘宿弊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为国家扭转财政亏空、清除考试积弊，也作出有益贡献。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月，他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粮米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嗣后地方官如挪移银至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仍拟满流，不准折赎，即遇恩典亦不准减免。庶人知畏威法，而仓库加谨矣”（《清圣祖实录·卷197》）。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康熙帝因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学校弊端，连同九卿定议一起，下令尽行录出传示李光地及总督张鹏翮、郭琇、巡抚彭鹏。上谕中说：“四臣皆操行清廉。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今阅九卿等所议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各抒己见具奏”（《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李光地遵旨上奏，称颂康熙帝的决定是“仰见天地无私，不遗侧陋，洵足永远遵守”。除同意九卿所议各款外，在严肃考场方面提出增加三条意见，即 “势要勒收关节，许考官据实出首”（《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加强考场巡察，务求精密严肃；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以杜暗中行奸。于整饬学校弊端方面，增加四条意见。
李光地治绩显著，不断得到康熙帝的赞扬：“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体恤微员”（《清圣祖实录·卷206、211》）。
再聘梅文鼎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又回到李光地的门下。其原因：
自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发生之后，康熙对历算很重视，不时向周围大臣询问历算知识，或向大臣炫耀自己的学习心得。康熙对汉人不懂历算的批评，时时可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康熙向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进呈，康熙得到梅文鼎的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康熙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
第二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南巡时，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暇，但算法未备，盖梅书原未完成。”在李光地看来，梅文鼎得到康熙的知遇，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就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在德州期间，曾对李光地说：汉人对算法一字不知，这些话无疑伤害了汉人的自尊性。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廿三日，康熙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这使李光地回忆起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对熊赐履历算知识贫乏的不满：
“老师（按：指李光地）因言：壬申年（1692年）上问孝感历算，律吕新书与郑世子书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应以季通书是，上大不平。”
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批评熊赐履不懂历算，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批评汉人不懂算法，时隔十余年，李光地记忆犹新，促使他猛然反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又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在学习天算问题上，君臣之间一拍一合，甚为默契，但李光地 “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也就是说，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数学。
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2—1703年）间，李光地给梅文鼎写信，告诉他已把梅氏《历学疑问》进呈康熙的消息，并再次邀请梅文鼎到保定传授数学。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给李光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在北京一起和睦相处，李光地敦促成书的情景，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奉违忽复十年，每忆畴昔追随之乐。……承先生以历论灾梨，日拟补作，以竟其绪，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每于养疴之隙，勉自策励，亦多稿本，然往往贪发胸中昔日难明之事，聊自遣适，山河阻修，末由就正。……私心感激，无以为喻，有捧函感泣而已。……且以鄙著进呈，草茆下士，姓名仰达宸聪，中心惭感，……”
梅文鼎获悉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皇帝，又得知在保定已集中了一批对历算感兴趣的学生，极为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某虽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讲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实心问学其人，又有贵同学数辈，丽泽相资，闻之不禁狂喜，即拟溯洄相从，亦出中诚，非泛泛酬应语也。属有保定之行，往返约有数月，……某所撰亦非一种，皆稿本，携之行笈，时时有所增定，以故不能录副。即《疑问》已经授梓，亦尚有宜补之图，未备之篇也。……”
李光地的再次相邀和学生们聚集保定，使梅文鼎决心再次投靠李光地。在这一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到了保定。
保定巡抚衙门的算学学习中心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在北京时，李光地周围就有几个学习算学的学生，方苞曾回忆当时情形：
“康熙辛未（1691年），余再至京师时，诸公方以收招后学为名，天下士负时誉者，皆聚于京师。而君（按：指梅文鼎）与四明万季野亦至。……而君所抱历算之说，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贞，及其徒三数人从问焉。”
李光地的这“三数人”学生中包括徐用锡，他跟随李光地达二十三年，记述李光地的一言一行，成《榕村语录》，是李光地的得意门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之后，三藩之乱业已平定，尼布楚条约也已签订，海内升平，这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等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数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康熙的眼界大开。故康熙在许多场合下，多次向大臣谈论和询问天算问题。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康熙来到乾清门，和大学士九卿谈论性理、音律、算法、河道、测量圭表等问题，提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反映康熙对算学的重视。大臣也为迎合康熙，建议编撰历算书籍。
可惜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因人才尚没有培养成，故康熙编纂历算著作的打算犹如空中楼阁，不能实现。毛际可《梅先生传》亦感叹道：“天子欲讲明方圆围径，刘徽古率与西法之得失，有应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李光地已经注意到历算的重要性，在论及“治道”时，他也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学院至今，留心人才，虽童子有知觉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为之教，须得相如为之师。”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李光地任顺天学政，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698年—1705年），担任直隶巡抚。在此期间，提倡学习经学和算学，网罗了一批得力人才。他们精通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精深的造诣，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都在巡抚公暑。李光地之子李锺伦，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也来到保定，向梅文鼎学习历算。徐用锡当年在北京时，就曾向梅文鼎学习，他又追随李光地到了保定，再次受到梅文鼎的指教。在保定的一些学生，无不对梅文鼎表示敬意。而群贤毕至，研习历算，相聚问难，对于梅文鼎来说，高兴万分，他在诗中描写道：“问辨集群彦，欢然洽主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梅文鼎八十诞辰，李光地曾有诗文祝贺，同人相应，徐用锡后亦作诗唱和，生动记录了梅文鼎的事迹与活动：
“文望北楼近，灵源宛水长。巨人宁世出，绝艺得明扬。
忆昔燕台畔，常依泰岳旁。大文弥噩噩，坠绪起茫茫。
荣禄轻三策，中西贯九章。赋言惊纸贵，仪制重金相。
思至神来告，疲因乐此忘。发蒙工启钥，开诲必倾囊。
异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场。
棠蔼三间屋，荷清十亩塘。藉糟如恋恋，……。
帝谓怜龙马，云书舞凤皇。身名隐犹见，志业老逾强。
别后山川间，尘中日月忙。殷勤新梦想，历落旧心肠。
奉诏元孙至，欣闻八帙康。……”
〖原注〗“赋言惊纸贵”：先生有璇玑玉衡赋拟作，一时竟传。“仪制重金相”：先生自制仪盘十数面，妙出欧罗巴良工之上。“棠蔼三间屋”：蔼棠轩在保定抚署。“荷清十亩塘”：保定城畔有荷花池。“操笔冢卿行”：舟次给笔札与安溪先生，同时试诗律。
当时保定很有名的保阳书院就设在抚署莲花池畔。这批学习算学的人才，后来参加了《律历渊源》的编撰，迎合了康熙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李光地在保定造就了一批天文算学人才。梅文鼎著作也在保定刊刻，共八种，其中《历学骈枝》、《勿庵笔算》为金铁山所刻，李光地所刻者共有六种，包括《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
河间饥民流入京师事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居官诚优，且得大臣礼”，“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清圣祖实录·卷212》）。于是“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冬，李光地以河间一带水灾，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这时饥民大量涌入京师，康熙帝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等，于京城数十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但这已给京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此发生“河间饥民流入京畿”案。《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辨，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大学士九卿等奉康熙帝上谕，令李光地领回河间等处饥民。当月，给事中黄鼎楫等合疏弹劾李光地，指出去年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李光地上疏称开仓赈济或减价平粜，实际上河间饥民却散入京师者甚多，抨击“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虚文巧饰”，特“请严加处分，以为大吏漠视民生之戒”（《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李光地被责令回奏说：“去岁河间等府属被水，勘明成灾州县三十余处，陆续照例题请蠲免钱粮，分别灾份轻重将仓粮散赈出借，又设立粥厂二十余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未停，无论远近饥民皆许就食。其流散者饬地方官分道招令还乡。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负皇上委任。然安集无术，尤有贫民如许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无可辩者也。”至于初不了解宁津地方被淹情况，是知县陈大经“竟不通报”造成的。“及十月中，臣扈驾西巡由真定回暑，路遇天津县民人，询知情形，即劾罢陈大经，疏中声明宁津颇有水灾”，“非敢匿重为轻也”。但由于受灾之后，“人民既不能悉归本业，致有流移，臣与地方官之罪又无可辞者也”（《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他用委婉的言辞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康熙帝于是颁旨说：“不必引咎”（《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月，李光地又上奏，以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师，自陈不职，请求解任。康熙帝览奏后，谕大学士说：“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清史·列传·卷 10·李光地传》）这分明是为李光地开脱。但众臣似乎并不买账。
德州应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西巡时，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二月，康熙南巡，李光地曾前往迎驾，“上问曰：‘汝前道宣城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闰四月十九日，康熙返回北京途中，李光地带领梅文鼎前往见康熙，一起受到接见的还有李光地的学生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梅文鼎之所以能够受到康熙的接见，完全是李光地引见之功。
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梅文鼎。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会见之后，康熙对李光地感叹地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临别时，为表彰梅文鼎在天算方面的成就，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对于历算能通皇上，李光地曾深为感叹地说道：“六艺真是要紧事，……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
作为梅文鼎，对于李光地的引见，则是感激涕零。康熙五十年（1711年），当李光地七十寿辰的时候，写诗祝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诞毓中天盛，登庸大道公，赞襄仁寿溥，敷锡海邦同。
燮理全经术，甄陶录爨桐，尘霾烦拂拭，顽钝藉磨砻。
遂使寒◇朽，能邀圣主聪，一编亲指授，三接对优隆。
霁色瞻云日，宸章焕彩虹。每怀抒短技，何以当苍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底，李光地升任大学士，离开保定，梅文鼎也于1706年初返回南方，继续从事历算研究。
陈汝弼事件
“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抚直隶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御史吕履恒劾光地於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康熙帝特谕大学士说，李光地皆依律审拟，并非任意决断），还其奏。”《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原夺官。”《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当时，王原劾陈汝弼由刑部调吏部后“专擅恣纵，有贪赃情弊”。都察院议革职、刑部论绞。奏上后，康熙帝却说：“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郎中。如受贿是实，即置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驳回下令再审。回奏是“受贿有据，应立绞。”康熙帝仍然认为供证不实。于是特令议政大臣、九卿重新核查。报称有逼供现象。于是康熙帝下令，免陈汝弼所犯之罪。原审诸臣分别受革、降处分。王原以被陈汝弼揭发有“嘱托私书”（《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行为，遭革职。康熙帝这更是公然出面偏袒李光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寻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馀万，霖论斩，籍没。”（《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
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拜文渊阁大学士”（《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李光地入阁办事。历充会试正考官职、殿试、武殿试读卷官，国史馆、典训馆、方略馆、一统志馆总裁。直至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７７岁去世，始终身居相位。
（一）
李光地不仅在政治上深得康熙帝信任，思想文化及学问上更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硃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帝是博学多才的帝王，他潜心钻研学问，对孔孟之道、程、朱、陆、王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他尤其喜欢理学。理学是为封建纲常服务的。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忠君。康熙十二年（ 1673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 1712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 ； 在选用大臣时也多选用理学名家。
理学正是李光地所擅长，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李光地一次南巡时曾专程绕道前往武夷山，仰望着朱子祠前康熙皇帝赐的御额“学达性天”，肃然起敬，成诗三首。其中一首道 ：
“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
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
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
飘风当谢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古。”
李光地的理学体系是多弥缝而少发挥，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足以调停一元二元之间”。他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把本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以伪代诚，君臣相欺而可以相安无害”（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齐鲁书社，1985年板）。
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大有利于康熙帝的思想统治政策，所以深受康熙帝欢迎。当时人彭绍升说，李光地“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未尝不称善”（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所以他经常被康熙帝召入便殿研讨义理。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上谕李光地校理 《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李光地深知康熙的用心，而他对理学的理解 ，正和康熙一致，所以有些“御纂诸书”，多出于李光地等人之手。其他如《诗》、《书》、《春秋》、《律吕正义》以至韵学等书，都令李光地审定。
章太炎《检记》说：“李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沽，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是傅会得人之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令参订朱熹书。”并引述清·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曰：“帝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如光地者也。’”
（二）
李光地积极供职，认真阐发理学，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得君最专”。越是这样，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纭的官场中越是寡言慎行，善于自处，从不弄权，惟恐招祸。“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
李光地崇拜尧之舍己为人、舜之好问好察，为“天之气贯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内”，坚持不懈，促成康熙盛世。康熙特地御书唐太宗《劝农诏》赐之，每有大事，都将他召入便殿，秘密相商，“相与讲求利民之政，日见施行。”
“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於章奏”（《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独对”时，他对重大事情也多以委婉和模棱两可的言辞。
“（康熙四十五年[1506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鹏年忤（两江）总督阿山（满族），坐事论重辟（阿山疏劾陈鹏年安放圣训不敬，定谳论斩），光地言其诬（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康熙问李光地“阿山如何”，光地曰：“当官勤敏无害，其犯清议者，独劾陈鹏年一事耳”），鹏年遂内召（宽免，召入京修书）。”《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这时，康熙帝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大伤脑筋。“四十七年（1508年，十一月），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康熙帝有意将已废太子允礽复立为太子）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令“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尚书王鸿绪等（附和内大臣阿灵阿）举皇子允禩（皇八子），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传谕李光地：“前召尔入，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这是在关键时刻准确体会康熙帝意图的极为得体的回奏。第二天，康熙帝便召见众大臣，公开宣布废皇太子病已痊愈，表明了复立之意。四个月后，即康熙四十八年（1509年）三月，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李光地被任命为二正使之一，奉命持节授皇太子宝册。
另方面，李光地感到皇帝“眷注深恩”，对一些政策性问题一般能够据情准理，抒发己见。如皇亲国戚出巡，鱼肉百姓，民不堪，李光地上书直陈，请求 “过从减损，以纾民力”，康熙准奏。又如李光地反对将“金币之重”引入官场，反对居官者以权经商，与民争利；反对海禁，主张放手让百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西方“有用之物”，发展经济，富国裕民。所以康熙帝慨叹说：“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
康熙四十八年（1509年），李光地充会试正考官，这时他已六十八岁，奋勉不辍报知遇之恩，“闱中以过劳婴疾，不稍自惜”（杨名时《碑传集·卷13·文贞李公光地幕碣》）。
（三）
李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
“两江总督噶礼（满族）与巡抚张伯行（汉族）互讦，遣大臣往讯，（慑于总督权势）久不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嗣诏罢噶礼（后二年噶礼因他案孥戮之），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此事李光地“实赞之。其语秘，世莫能详”）。”《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著名古文家、桐城贡士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亦被牵连。《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转引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曰：“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苞得释，（隶汉军旗，以白衣）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与千叟宴（于畅春园），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晚年的李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恶疮、疥毒、脾泄之症不时困扰着他。他或“两手硬肿，匕箸俱废”，或“不能胜衣冠，不能移动数步”，“苦楚缠绵”（《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给假令其坐洗温泉，亲赐药物、食物，甚至玉泉山水，指示治疗办法。一再指示其加餐，以增加体力，“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使李光地感激无状。
他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不愿他离去，一再温旨慰留。而《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续编《朱子全书》正是这时经李光地手相继纂修告竣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翰林院诸词臣因试被黜者24人，李光地奏言文字不称与品质恶劣者不同，请予宽减，奉旨各按原职退休。
“越二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在乞休奏疏中说：“臣前以疮毒发体乞休，奉谕以内阁老臣凋零，令臣勉加调摄，药饵食物赐赉频仍，枯株败卉复得更生。”他历诉近几年间承修朱子全书、易经、性理诸书将次告成的情形后，又说：“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悬车之数已过，而痼疾缠绵。每奏对多失仪节，圣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又言“臣父殁于闽乱之时，窆封浅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乌犊私情难免凄恻”（《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特请求休致。
康熙帝览奏后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宏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恪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特“暂给假二年，事完即来京办事，以副朕笃念老臣至意。”赐“谟明弼谐”匾。圣祖赋诗送行，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之句。并赐红稻1石。他回家栽种，获好收成，又早熟十余日，便报请向民间推广。
李光地回乡不到一年，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月开始，康熙帝便一再密令召李光地还朝，并明令督抚促还。
“（康熙）五十六年（四月），还朝（趋热河[今河北承德]朝见，于是又立即供职，赐第南城。奉命审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及翰林院检讨张照等所辑《篆字经文》等书）。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时李光地年七十六岁。此事，又引起不少人的非议，以为李光地贪图禄位。
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尊谥疏中未写章皇后字样，部议李光地等大学士“甚属错误”（《清圣祖实录·卷277》），应各降三级。康熙帝予以宽免。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参加建储会议。圣祖嘉许李光地，说：“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
（四）
李光地为相，于时务亦有可陈者。
福建陈五显因饥举义，陈五显被捕处死，其家属及余党1300余人被判充军。李光地奏言陈五显乃饥寒所迫，今首犯既诛，余党不必深究。得旨全部赦免。
李光地先后荐举朱轼、杨名时、陆陇其、赵申乔、刘琰、文志鲸、魏廷珍、李绂、蔡世远、梅文鼎、惠士奇、王兰生、何焯、庄亨阳等，皆名臣硕学，著称于世。
李光地通晓兵书，熟悉海务，朝廷每用水师提、镇，多所咨询，先后推荐十八人，都能称职。他曾面奏：“府兵制坏，请于各县参用民兵，给以半资，有事用之，无事归农；边海之兵，仿古屯田制，择所在余地，给予耕种，几年之后，减其仰恃皇上宽仁，藉口俸薄，省几百万。”
又奏：“当今官俸，多次削减，百官几乎无以自给，多数仰恃皇上宽仁，藉口俸薄，额外需索。倘将节省之军费，用来酌加官俸，并严令杜绝需索，官风便整肃了。”
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旗人特权。曾建议：“满州生齿日繁，势不得不圈外地，百亩则失十人之业，千亩则百人，万顷则万人失业，此旗人与民人两敝之道也。莫如预定满兵应用若干，注籍若干，余听佃佣商贾，犯法与汉人同例，有司得而刑罪之。州县佐贰，汉军可做者，满州亦可做，亦与汉人一例黜陟，不必拘聚京师。如此广其营生之路，去其骄倨之资，生计渐广，人才亦出也。”
在治河方面，他认为河性湍悍，惟引而泄之洼处，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区，则虽或泛滥，势将随涨随溢，不至横决崩冲，河害自减，所谓不与水争地者是也。在治理永定河时，他采用浚地河身、直流冲沙的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生前身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二十八日），卒（于京寓），年七十七，遣恆亲王允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阳历7月9日）得到李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深为“悯悼”。他清楚群臣对李光地的不满情绪，特向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屡经求退，其奏折已呈览数次。因大学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暂止其奏，俟王掞到阁时，令其具本奏请，并非李光地贪恋官职而借以为名也。前折衷心毕露，甚是详明”（《清圣祖实录·卷279》）。遂将李光地以前请求退职奏折及遗疏一并发下，以消除群臣的误解。
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胤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给全祭葬。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侍读学士魏廷珍等护其丧归。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久在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闻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谥曰文贞。这样高的评价，在康熙朝的满汉大臣中是十分罕见的。后来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殿上君臣殿下友，碑中日月碑端魂。”现存家乡新衙内。
雍正帝称李光地为“一代之完人”，雍正元年（1723年）追赠太子太傅，雍正十年（1732年）改其故居榕村别墅为贤良祠以祀（参见《泉州史迹·李光地故居》）。贤良祠至今保存完好。厅堂内外环墙嵌大理石，镌刻康熙御书的“太极图说”、“恭临唐太宗劝农诏”以及雍正皇帝颁发的《谕祭文》等碑刻。
李光地居官40年，对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做出重大的贡献，特别在保护善类，倡导朴学等方面，更是苦心孤诣。
李光地秉授康熙旨意，推行汉学研究，虽束缚了思想领域的发展，使多少学子白首穷经，但在避免因文字构成的祸端的确起过作用，尤其是在福建因反对满族入侵斗争最烈，虽被镇压了，清政府仍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但泉州人的著述，除李光地彪炳史册外，未能形成一种学派，与“吴派”、“皖派”并立，说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略差一筹。
李光地官居极品，也曾陷入官场之争，多次因事被参劾，为官时有升降，面对众多政敌而不败，平安度过。其间虽受到康熙保护，但与其持身端格，以法律己、律亲、律族严谨也有关。其湖头私宅，仅四进平屋，还是他夫人从薪俸中取用的。平时“门馆寂寥，无有私谒”。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共43种。清·道光年间编《榕村全集》时，5种散失，现存38种，计175卷。除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外，主要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诗所》八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杂记》二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参同契章句》一卷、《注解正蒙》二卷、《朱子礼纂》五卷、《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还有《周易折中》、《周易观象大旨》、《尚书七篇》、《春秋稿》、《孝经说》、《洪范说三种》、《四书解义》、《解义三种》、《榕村韵书》、《榕村讲授》、《讲授劄记》、《二程遗书》、《语类四纂》、《礼记改定篇目》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论曰：光地易攵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弟光坡（参见《泉州人名录·李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子锺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於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於经学，与弟锺侨、锺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锺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锺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即此一家，都受光地影响潜心经术、性理之学，对清代的经学研究蔚为大观，见之于艺文志的著述就有五十多种。这不仅在清代少见，纵观历代仕官也是少见的。
附一、“西学”、“汉学”之争
康熙相信“西学”。在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中，有这样的记录，记录的是康熙因身边汉人不懂西方数学而轻视汉族学者：
“皇上去年在德州，尚云：“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我问张英：‘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答曰：‘十个。’余笑曰：‘一百个。’他不解。将算书与他看，看了三日，问他，他说一字也不懂。问他王畿几个侯国大，他仍说十个。”算学惟圣人精之，只“参天两地而倚数”一语已妙极矣。……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
康熙十分西化，喜欢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士大夫挑战，以凌驾汉人之上为快。他懂了一点理学之后，就嘲笑汉人讲的多是“假理学”；他掌握了一些西洋数学，就嘲笑汉人“一字不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还号召学者们学习研究欧洲语言文字。
李光地也认为“西说”更“是”，“古说”只是西学的陪衬。“古说”有毛病：“词不达意”，“本意走作”。李光地比较中国历算之学，不够简明。西方数学有公式、公则、定理、定律、定率，有极强的形式感和严格的逻辑过程，而中国“古学”都靠文字式、事例式的表达，都是应用题。如“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按西方代数学，这问题应是：X=（1000÷100）″。中国的文字式算学易起误会，而西式代数不经循序渐进的训练不能理解，康熙因此讥笑汉人不懂数学原理。数学形式阻碍了数学的发展，达不到必要的形而上程度，也难以上达到一个理论，一门学科的极限。李光地抓住了中国数学的弱点，但这不是他的发现，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已经把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和形式讲得很清楚了。
康熙朝是继万历朝后，又一个“西学”占上风的时代。由于皇帝的提倡，“西学”在清初的宫廷里有一次被发动起来，但是民间学者有复杂的态度。汉族士大夫很不服气。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跟着说：“圣学聪明”，但内心的不满和怨恨转为对“文学侍从”们的厌恶。李光地密友，同为康熙文学侍从的方苞记录三十四年（1695年）秋，他一并被人骂进的情景，说：“余卧疾塞上，有客来省。言及故相国安溪李公，极诋之。余无言，语并侵余。”“（李）公在位时，众多诮公。既殁，诋讦尤甚。”
客观地讲，李光地在汉族民间学者和康熙皇帝和部分西化的满贵之间，是在起折中作用。李光地在较晚的时侯，及时向康熙推荐了梅文鼎。清朝人都知道，是李光地进呈了梅文鼎的《天学疑问》，说服康熙南巡时，召梅文鼎至御舟，长谈竟日。从此，康熙承认中国也有懂西方学问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毋宁说，李光地在康熙的态度改变中是起了作用的。
附二：朱、王之争
程、朱理学主张“以理为本”，而陆九渊、王守仁等则主张“以心为本”，两派争论数百年，各不相服。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
李光地认为两派各有短长，是可以互补的，于是提出“以性为本”的论点，兼采程、朱、陆、王，自成理学思想体系。李光地虚心好学。他肯定孔子对古礼持多闻阙疑的态度，强调读书最怕是无疑。论学以程、朱为宗，于《大学》不用朱熹的修订本，主张用古本；在编定《中庸》章次时，说：“只要明白天命之谓性，《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全部使可豁然。”不采用朱熹的章次，自行编定。清代的《国朝文录》说：“文贞之学，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极推透以畅其旨，不阿附以盖其失。”
他鉴于明朝学风不正，空谈心性，无治国经邦的真本领，主张学者要务实。他说：“吾学大纲有三：一说存实心，二说明实理，三说行实事。”他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历数、兵法、水利、律吕、音韵等，都旁涉会通，得其要领。
李光地在清初的历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沟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18世纪初的科学活动更为活跃。李光地在有清一代，不仅参与了天文历算的组织工作，而且领衔纂修了御制《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他的科学组织活动，是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历算和其他文化活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康熙的兴趣，促进了清初学术的繁荣。
从1713年蒙养斋开馆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的编成，李光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光地和梅文鼎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了《律历渊源》的重要参加者。雍正初年刊成的《历象考成》，参加编修、校对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李光地、梅文鼎的培养或提携，这些人包括汇编：翰林院编修梅瑴成、分校：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翰林院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等人。王兰生因李光地的引见，与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容许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以名列进士之榜，这种对学习音韵、历算人士的优厚待遇，在有清一代并不多见。李光地奖掖后进，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科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李光地两度聘请梅文鼎，同时苦心经营十余年，完成了学术宗尚向朱子学的根本转变。李光地对朱子和历算的爱好相辅相成，使他能成功迎合康熙，朱子和历算均成为君臣之间唱和的绝好话题，最后使李光地再次赢得康熙的信任而荣登文渊阁大学士之位。梅文鼎因李光地之引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康熙对汉人历算水平的看法，也为李光地（乃至汉人）嬴得了面子，这无疑对改善君臣关系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