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 （《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
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
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