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纺织业与民间纺织业
明代官府纺织业是规模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当时在两京设有内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还设有供应机房。其中工部都水清吏司所辖织染所有大使、副使等官员，专门负责织染生产。为了供给皇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内府监局也设有相当规模的工场。据记载，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等数十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类”，“有外厂，在朝阳门外，浣濯袍服之所；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各地方官府，凡是有条件的，便设有织造机构。据《明会典》、《明史》记载，当时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东等地许多州府都设有织染局。其中以苏州织造局最为著名，杭州织造局次之，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官府纺织业主要生产丝织品，且岁造有定数，“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民间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些纺织作坊已具备某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江苏吴江（时属苏州府）的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停足之隙”，生动地反映了当地民间纺织业的一片兴旺景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他提到其祖父在成化（1465—1478）末，由资本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因经营丝织业而发家，“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后来渐渐发达，“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余家事”，“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如万历“癸未甲申间：（1583—1584），临邑邢子愿以御史按江南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这个潘璧成的先辈，“起家机房织手，至各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这些材料反映出明代一些小商品生产者，从小本经营起家，资本急剧增殖，生产迅速发展的情形。不仅如此，有些机户已较多地使用雇佣劳动者，采用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如《吴江县志》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当然，绝大多数机户并没有如此幸运，他们还大都是贫困的小手工业者，是“倚织为命”的贫户。
丝织品的产地及产品
1.丝织中心。明代江浙一带苏、杭、嘉、湖地区是闻名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其中尤以苏州为盛。明初朝廷与苏州设有织染局，并且派有坐派、召买等，每年织造丝、纱、罗、纻诸布及帛，“约三万七千四百余端”。苏州的民营丝织业也非常发达，几乎“家杼轴而户纂组”，据载，“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杭州也是“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有些“饶于财者”还雇工十数人，纺织丝绸，所辖临安盛产绢，“县民织者甚众，今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嘉兴“蚕桑织绣之技，衣食海内”，近镇村坊皆以丝绸为业，如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
在北方，丝织业中心，应首推山西潞安。这里出产的潞绸名闻中外。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潞安“在昔殷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其织机达九千余张，且“机杼斗巧，织作纯丽”。所产潞绸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行销全国各省，乃至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的丝织品也很著名，如四川的蜀锦，广东的粤缎、粤纱，福建福州的绢丝，漳、泉二州的倭缎，南京的云锦，山东的柞蚕丝绸等。
2.丝织品的品种。明代丝织品的种类齐全，花色繁多。当时不仅纱、绢、绫、罗、绸、缎、锦、绮、绒等各类丝织品应有尽有，而且每类又有许多不同的花色品种。例如罗，苏州有花罗、素罗、刀罗、河西罗、秋罗等，泉州有硬罗、软罗等，其中花罗，仅《天水冰山录》所载就达五十五种。绸，苏州有线绸、绵绸、丝绸、杜织绸、绫机绸、绉绸、纹绸、春绸、捺绸，嘉兴有素绸、花绸、绫地花绸、轻光王店绸、濮绸，建昌有笼绸、假绸，湖州有水绸、纺丝绸等。纱，湖州有直纱、花纱、夹织纱、包头纱等，泉州有素纱、花纱、金钱纱等。此外如丝绒中新创的双面绒，外观富丽、质地坚牢耐磨的天鹅绒（漳绒），斜纹地起斜纹花的绫，多重组织绚丽精美的锦等，也有许多名目，织造技术更臻完备。但是，唐宋时期曾盛行一时的绮，在明代则因织金锦、彩色锦和印花织物的增多而趋于衰落，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都比较少见。
（3）丰富多采的织纹花样。明代丝织品的纹饰花样千姿百态，“五色眩耀，工巧殊过”，其中尤以“妆花”和“织金”最为人们所称道，“妆花”是在地纬之外，另用彩色纬丝在织物上以控梭等方法形成花纹，织法复杂，花纹精美，色泽艳丽，反映了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除妆花锦缎外，纱、罗、绢、丝绒、丝布、改机、云布都可以用“妆花”织成。早期妆花织品，主要靠手工织造，如内蒙古集宁发现的元代妆花罗，尚可见到手绘的墨迹。明代妆花更为盛行，并逐步推广依次引入彩纬、地纬，用提花机提花的织造方法。“织金”，是在织物上织入金银线，以形成特殊光泽效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元代“纳失失”发展而来的。明代织物加金已不限于锦，而且出现了金彩绒、织金妆花缎、织金妆花绢、织金妆花罗、织金妆花布等，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水平，现在可见的实物如绯红地卷云金龙妆花缎、绛地云龙卷浪妆花缎、青地牡丹加金锦、红地牡丹加银锦、杏红地万寿八宝加金缎等，都极为艳丽精美，令人赞叹。此外如《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不少妆花和织金品种，明神宗定陵出土的一百六十五卷锦缎和大量袍服衣裳，也都是当时的丝织精品。
棉织品的产地及产品
1.棉纺织品的著名产地。明代植棉遍及全国，棉纺织业非常发达，正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卷称：“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棉布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扩大，许多棉纺织手工业中的城市和中心地区逐渐形成，其中仍以江南为最。如松江自元代以来，逐步发展成全国棉织中心，其产量、质量均居全国首位。明正德《松江府志》载：松郡“俗务纺织，他技不多”，“家纺、户织，远近通流”，“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嘉定，“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与布”。常熟产布，“用之邑者有限”，大多运销外地。浙江湖州，“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我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以归，仍治而织之，明旦复持以易”。嘉善（今县府驻魏塘镇）棉纱和棉布生产相当发达，棉纱尤有盛名，当时民谣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赞语。
南方的福建、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如福建惠安出产白细布，“几遍天下”，泉州“府下七县，俱产棉布”，“多出于山崎地方”。
北方也有许多产棉区，但棉布起初却绝大部分仰给于江南。徐光启《农政全书》提到，“今北土之吉贝（即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反映了明代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贩的情形。实际上，在正德嘉靖以后这种北方依赖南布的情形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由于棉纺织技术的不断推广，北方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如关于河北肃宁的棉纺织业，徐光启就指出：“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又如山东邹县最初是“民不织而资布于邻”。后来棉纺织业发展起来，不但做到了“邻不来鬻布”，而且还“鬻布于邻”。登州，“纺织花布，以自衣服，穷乡山陬，无问男妇为之”，“有余布，立兼鬻于乡市。复有市贾贩之城市，庶人、在官及末作、游寓者均需焉”。
此外，西南苗族、瑶族、土家族、侗族、壮族及黎族等少数民族也擅长棉织。如最著名的有诸葛棉，用白色棉纱作经，蓝色棉纱作纬，随机挑织，自成花样，多产在贵州青特洞等处。
2.棉纺织品。明代棉纺织品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也是相当多的，宋应星曾评论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松江生产的棉织品有标布、扣布、稀布、番布、荣斑布、中机、小布、三梭布、龙墩布、云布、飞花布、浆纱布等。其中“标布”，畅销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数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中机”，较标布稍窄而长，畅销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格与标布相同。郊西龙墩布“轻细洁白”，用来做暑袜，很受欢迎，远方多来购买。松江棉布中极细者为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也是非常著名的。
除松江外，全国各棉布产地也大多生产一些质量精良的棉布品种。如苏州的药斑布、刮白布、官机布、缣丝布、棋花布、斜纹布，以及紫花布、鄢陵布、孝感布、咸宁大布等。
麻、毛纺织品
在明代，麻、葛、毛等纺织手工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中原与东南各省是麻纺织品的主要产地。如用苎麻织成的夏布，明代多用来做暑衣和帷帐。正德以前，太仓以苎布名于时。苎布，“真色者曰腰机，漂洗者曰漂白，举州名之，岁商贾货入两京、各郡邑以渔利”。正德以后，太仓棉布生产超过麻布，但苎麻布仍有相当的产量和销路。有些其他麻织品也很著名，如福建莆田盛产青麻布，“商贾转贩他方亦广”，特别是惠安，“北镇之布行天下”。广东出产的蕉布与黄麻布，“岭外所重，常以各布相易”，新会的苎布也“甲于天下”。此外如江西赣州出产的极细的“女儿布”，广东东莞出产的苎麻纱与蚕丝交织的“鱼冻布”等，也都是质量上佳的苎麻织品。大麻在元明时期已基本上不再作为衣着原料，虽然北方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仍用大麻布做衣服，但其主要是用来制作绳索、麻袋等，并一直沿袭至今。
葛是我国远古先民最早用来制作夏服的材料。但由于葛藤生长缓慢且加工困难，因而在隋唐时逐渐为麻所取代。尽管如此，宋元以后，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山区，仍在生产精美的葛布。如在明代广东雷州产雷葛，其中“细滑而坚”的称为“锦囊葛”，“为?为绤者，分村而居”。玉林产山葛布，据载，“粤中多产葛，惟玉林州所产者，知名最久”。增城出产的“女儿葛”，出自当地特产的葛藤，其纤维“细若毫芒，视若无有”，织物细薄如“蜩蝉之翼”，卷其一端（六尺），可“出入笔管”。此外如湖北黄陂的葛布也极精致，陶允宜《黄陂葛》诗提到：“楚人种葛不种麻，男采女绩争分拿。皎如白纻轻如纱，进之内宫传相夸”。
明代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西北兰州、西安等地。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提到，当时饲养的羊有蓑衣羊（即蒙古羊，绵羊）和矞芳羊（少数民族语言译音，山羊），前者“自徐淮以北州郡无不繁生，南方唯湖郡饲畜”， “一岁三剪毛”，“剪其毳为毡，为绒片，帽袜遍天下，胥此出焉”，“粗褐（粗毛布）亦间出此羊之身”。山羊，“内毳细软，取织绒褐”，唐代或更早即已自西域传来，“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日兰绒，番语谓之孤古绒，从其初号也”。这种毛绒布质量很好，“此褐织成，揩面如丝帛滑腻”。明代毛织的毡毯，也有不少质料细密，颜色鲜明，图案美丽的品种。除羊毛外，还有驼毛等其他毛类织品，如明代曾设陕西驼羯织造局，屡令陕、甘织造羊绒驼毼。明神宗定陵还出土一批孔雀毛缂丝织物，另有一件缂丝龙袍，其胸部团龙补子中的龙纹部分，是用孔雀毛绕于蚕丝上织入的，这些织品，精工细作，别具光彩，格外珍贵。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毛织品，如新疆毛毯、西藏氆氇、贵州水西彝族毡衫等，也都颇负盛名。
纺织工具的改良和织造技术的进步
明代在纺织工具及织造技术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如缫丝工艺中徐光启提出的“连冷盆”法，“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缫”。这种二乘缫车五人共作的方式，不仅可将煮茧和抽丝分开，控制水温，保证丝质，而且可节省薪柴，提高缫丝功效，“五人当六人之功”。《天工开物》所载治丝图，绘有脚踏缫车，为一人用手索绪添绪，用脚踏动踏板，回转丝軖。这种缫车是当时江南通用的缫丝工具，比以前的手摇缫车以及二人对缫的川蜀丝车要先进，劳动生产率也较高，“穷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两。若包头丝则只取二十两，以其苗长也”。关于继缫丝以后进行的调丝、纺纬、整经，浆经等各道工序，其所用机具及操作方法，《天工开物》也都有简明的记述，并附有插图。此外《农政全书》、《便民图纂》等著作，也介绍了一些丝纺织机具，但有些机具的名称和结构，与《天工开物》所记略有不同。
明代最先进的丝织机是“花机”。花机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大型提花机，工匠据“花本”可织出多种多样极为复杂的纹饰图案。《天工开物》相当详尽的记载了花机的结构与特点（参见本书“机械”一节引文）。其中有些部件的设计是很巧妙的，如“机架中部的叠助木，其打纬力是切向分力，且能调节力的大小，这样可使一机多用，以扩大织物的品种范围。花机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主要用来生产各种高级丝织品。
花机又称大机，另外还有一种小机，称为腰机。《天工开物·乃服》载，“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创制一种新型织缎机，称为“改机”。“改机故用五层”，林洪“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机为四层，故名改机”，这是对福州织缎机的重要改进，简化了织机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明代对普通织机也有重要改进，如徐光启曾引用晋傅玄的话：“旧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马生者（指马钩），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遗日丧巧，乃易以十二蹑”，而后则指出：“今红女织缯，惟用二蹑，又为简要。”显然，徐光启所指的织机，更为操作简便，灵巧实用。
明代棉纺织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有明显的进步。如用来除去棉籽的木棉搅车（即轧花机），轧花效率提高了三四倍。《农政全书》提到：“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轧花机，称“赶车”。这种赶车是一人右手转动曲柄，右足踏动踏板，左手喂添棉花，使用方法和工作情形与搅车大致相同。又如木棉弹弓，据《农政全书》记载是“以木为弓，蜡丝为弦”，较元代竹弓绳弦更加适用。纺车，明代通常是三继纱锭，“凡织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纺于铤上”。《物理小识》载：“（纺纱）有纺双缕者，有一手勾三线者，松江，徽、池、合州，九江皆能之”。《农政全书》还提到：“纺车容三维，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繀。”说明在个别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还使用了四繀、五繀纺车。这种多继脚踏纺车的出现反映了纺纱技能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一只手的指间仅有四处，如何放置五根棉线则是个问题，所以徐光启也提出疑问，“更不知五繀向一手间如何安置也”。
兴盛发达的印染业
明代染料作物的种植和染整工艺技术都有所发展。例如，宋应星指出：“凡蓝五种（指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皆可为淀”，并对蓝草的种植、造靛和染色工艺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当时蓝草的种植很广，产量多且质量上乘者首推福建，如文献记载，“近来出产，闯入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利市四方，谓之福建青”，“福建而南，蓝甲天下”。其次如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安徽太平府产青靛，“圃人习以为业，贩者多收之”，浙江归安“北乡负廓东出蔬靛”。此外，洪武时，还“置蓝靛所于仪真、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专门设立了官办的染色原料供应基地。其他如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植物染料，就印染工艺而言，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而有些品种如染绿的荩草则因新品种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
明代练染业的中心为芜湖和京口，“浆染尚芜湖”，“红不逮京口，闽人货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松江练染业也极盛，“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 、洙泾乐业，而染家、踹房、商贾悉从之”。松江是棉织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因此专为染坊染好的棉布进一步整理加工的踹坊也很多。
踹坊用大型踹石踹布砑光，“下置磨光石版为录，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苏州机房林立，练染绸缎的染房亦不在少数。
据《天工开物·彰施》“诸色质料”篇记载，当时已能染制的颜色，共有二十六种，其中有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木红、紫色，赭黄、鹅黄、金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蛋青、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象牙色、藕褐、包头青、毛青等，《天水冰山录》所记的颜色则有三十四种，而到了清代已可配得七百零四色。如此丰富的色谱，当然不难在纺织领域营造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