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1215 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 （《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发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1240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发展，官府利用发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百姓为之倾家荡产，沦为奴婢，形成一项严重的社会公害。
扑买课税的恶例首开于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0 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达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宠臣田镇海的举荐，提出以倍额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不听耶律楚材的苦劝，当即批准，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之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利，当然必须额外课征，因而，“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元史·刘秉忠传》）扑买课税成了势要们致富的又一重要手段。耶律楚材时期，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万两和一百万扑买燕京（大都）酒课和葡萄酒课，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岁课为辞”，甚至企图买进国库钞本。国家大量税收的征收权被收买，平民横遭盘剥，西域商人和权豪势要由此中饱私囊。
四是买卖食盐。盐属于“榷货”，除由国家实行官营外，另实行给据卖引的商运商销制度。商人购买盐引（“行盐法”）或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市籴法”），便成为有权经销食盐的专商，持票赴仓支盐，在官府指定的区域销售。盐商的豪富，历来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因而，特权阶层、官吏纷纷钻营图利。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位下的斡脱及官豪势要可“纳课买引，赴仓支盐”，但支盐时，他们“搀越资次，恃赖气力，逼勒场官，多要斤重”，发卖时，又“把握行市”，“增价鬻盐”，如一引盐官价十五两，“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高价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卖到一百八十两和一百七十两，二十一年在大都卖到一百二十两。元代每引盐重四百斤，权贵仗势，有的多取至七百斤。主持盐政的官员乘势贪污受贿，至元时两淮盐运使纳速纳丁受商贾贿赂，多付出的盐计钞二万二千八百锭。文宗时权臣倒剌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权衡《庚申外史》）。顺帝时马扎儿台，也借其子丞相脱脱之势，“广贩长芦淮南盐”（《元史·文宗纪一》）牟取暴利。官府、权贵、豪商把持盐市，紊乱盐法，哄抬盐价，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购买“私相贩易”的“私盐”，因此，私盐贩子不时出没民间，特别是“濒江并海”地带，更是“私盐公行”（《元史·食货志五》），有的还私下煎煮，进行武装“走私”贩卖。
六是粮食贸易。元代南粮北调，主要由官方通过海道和运河组织运输，或通过市籴盐法指定商人运粮到指定地点（见前），另外还鼓励客商贩运。大都是粮食的集积地，再由此分散到辽阳上都、大都等地区。因此，大批粮商常年活跃在运河与北方高寒地区。其中权贵及富商大贾生意越做越大，会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挤得水泄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闸”之法，在沽头及临清各立一座石闸，限制粮船宽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进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贾权要又“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运载量。在大同一带，有专门从事运粮“供饷北边”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仅盗窃的粮食即达数十万石。元代经商致富的项目远远不限于上述几类，如顺帝宠妃龙瑞娇，用朝廷颁赐的巨额诸色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文宗时赐予权臣燕铁木儿一所质库，从事典当业，马扎儿台还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耗粮日至万石。大都与杭州亦有豪商酿造“价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僧道、也里可温及答失蛮也普遍“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种植蔬菜也可发财致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和“官司”人等，还纷纷进入云南，以“私■”交易当地的黄金、马匹。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业的运营方式和内容逐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些商人或商业组织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出现了善于经营的商人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业组织，譬如，在蒙古军占据华北、中原时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据在盐粮买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后来选中具有天时地利的长芦，“中市而立，权天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发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