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门
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
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 年2月16日），青莲教首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0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发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由会首发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首领李沅发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发见本地“人心不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发遂率领会众300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18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实等，处死知县万鼎恩。李沅发下令“众弟兄一齐蓄发”，以表示对抗清廷的决心。起义军在城内设立五营，首领皆称“大哥”，李沅发被尊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又分造五色旗帜及“三军司令”、“劫富济贫”两面大旗。起义军在新宁坚持了40天，后因清军将城墙炸裂，被迫突围，最后失败。
青莲教的另一支，则直接与天地会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江西南康县人董言台，即董时诒，在赣州与当地人刘仙爵会遇闲谈。刘仙爵告以自己曾学习金丹教，入教后茹素食斋，可以获福延年。教内有洋布牌，书写乾、震、离三卦，盖印图章两个，一是八卦，一是“三官会庆”四字，领得布牌者即可自行传徒。董言台即拜刘仙爵为师入金丹教即青莲教，礼敬无生老母。刘仙爵传给咒语，令其盟誓，并给予布牌一个。董言台入教后，不食荤酒，人皆称他为“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来到湖南，与同教蒋万成、黄松寿及添弟会内唐帼通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添弟会首领张老二借得拜会时传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头纠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年4月19日），董言台、唐帼通等同至湖南临武县社下地方，共74人，一同结拜添弟会。其后蒋万成又因贫苦难度自行传教敛钱，陡照造图章、经牌，自称金丹教教首，纠得丁茂盛等8人，拜他为师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847年7月9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长宁县，又与素识之谢嗣封等人结拜天地会，后改称“关爷会”。
鸦片战争后，教门逐渐衰落，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在减弱，以致穷苦人民越来越多地投向会党，甚至有的教门的组织也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
会党
鸦片战争后，会党的发展甚为迅速。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进一步发展，而且又兴起了两大会党系统，即青帮与哥老会。
天地会系统的会党。
鸦片战争后，天地会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秘密传播走向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从组织上来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兴会。广东香山县人高名远、周佩居等人创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 年1月4日），周佩居来至高名远家中闲坐，谈及彼此孤单，恐人欺侮，商议纠人拜会，以便遇事互相帮助。高名远忆及以前外出谋生时，曾于不识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议结拜天地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周佩居允从，二人分头纠得黄孔怀等68人，于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在香山县草旅山地方齐集。每人出铜钱300文，交给高名远买备香烛鸡酒。众人推高名远为“大哥”，高名远在桌上设立洪令牌位，率众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为门，门口架起纸刀两把，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宰鸡滴血入酒分饮。高名远以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招人，遂改名隆兴会。
关爷会。江西赣州人凌成荣、谢嗣封纠人创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赣州长宁县人凌成荣、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谢嗣封家探望。谢嗣封称赣州一带向有天地会名目，同会之人彼此帮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议纠人结会。凌成荣等允从，分头纠得24人，于是月二十六日（3月12日）齐赴谢嗣封家会齐。谢嗣封用红纸写立关爷牌位，又做纸旗五面，上写“忠义堂”三字，插入米斗之内，并买备香烛鸡酒。谢嗣封先将入会者名单写入纸上，复与众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谢嗣封自居老大，凌成荣、僧道祥等为“散老大”，其余按年龄大小排列。谢嗣封站立上首，口念：“有忠有义，无得欺兄骗弟，如有欺骗，立见消亡。”命令众人：此后总老大有事呼唤，不许不至。誓毕，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相约会内之人皆以发辫向左盘为记号。其后，谢嗣封“因天地会历奉拿办，恐致张扬败露，遂改为“关爷会”。
红钱会。福建建阳李先迓等创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丰县，向在福建建阳县种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与同乡饶聂狗相遇，往来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饶聂狗患病时，李先迓为之出资调治。饶聂狗感激之余，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点会首领李魁家中佣工，得到结会歌诀一本，遂将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后饶聂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纠众结会，先后纠得130余人。众人皆拜李先迓为师，李先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及吃饭拿物俱用三指暗号。旋因三点会查拿甚严，遂改名红钱会。相约将铜钱用银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作为入会凭据。
尚弟会。湖南衡阳人左家发与广东人李丹所结。左家发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龙，行医为业。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由湖南衡山县搭船外出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适值李丹染患眼病，为左家发治愈，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发等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按股分银。左家发等遂拜李丹为师。李丹给予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遇会内之人抢劫，能免劫掠。领买上盖者需缴钱3400文，可保一族；中盖缴2400文，可保一家；下盖缴1400文，可保一身。并称会内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住处设有忠义堂；李丹为红家；张添左为白家。红、白二家皆听黄家统属。并传授歌诀：“金丹始祖洪启盛，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留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不知原来真正义，牛八下世坐山宗。” 称时常念诵，可免灾患。相约会中人相见，发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识别。
边钱会。清前期的边钱会尚非天地会系统之会党，后来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到近代成了天地会的分支。咸丰元年（1851），江西宁都人李运红等在崇义县所结边钱会，已与天地会毫无二致。是年九月，李运红从荒担上买得旧书一本，内有边钱会结会口诀，遂起意纠人结会。九月二十日（11月12日），与素识之卢金标等8人，每人出钱 1000文，同赴山僻空庙内结拜。李运红于供桌上设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卢金标等从“桥”下钻过。李运红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分饮。并传授口号“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相约发辫盘在头上，从左至右，作为相互识别之标志。又发给每人红布一块，分别纠人。
斋公会。咸丰二年（1852）正月，广东南雄县人曾河阑等人结拜天地会，改称斋公会。曾河阑藏有旧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太极八卦图”木戳一个。是年正月，与同县之张大萌商议纠人结会。曾河阑用黄布刷印会单，盖以“太极八卦图”戳记，交张大萌等纠人。先后纠得饶四姊等共552人，每人出钱100文，交曾河阑买备香烛鸡酒。众人共推曾河阑为大哥，张大萌为头目，于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月13、16、19）等日，在该县大岭背湖口圩空庙内，歃血盟誓。曾河阑传授 “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因恐天地会名称“沿用已久”，难以招人，遂改名“斋公会”。是年广西也出现“斋公会”。
除上述新出现的名目外，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的天地会组织，仍沿用清前期已经出现的名称。
添弟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张老二等结拜添弟会。是年二月，张老二由广东来到湖南临武县以演习拳棒谋生，遇唐帼通，谈及曾在广东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向他告知结拜添弟会可以敛钱，互相帮助，并交给他一张字帖，内写“奉天安民兴明室”。唐帼通因家道贫苦，起意自行纠人结会。先后邀得唐大旺等74人，内有曾入金丹教的蒋万成、董言台等多人，于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在临武县社下地方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张老二借得会内传抄字帖，仿照刊刷，写立牌位，安设五色纸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内，开写入会者名单，供奉香烛鸡酒，设立竹圈。众人推唐帼通为大哥，唐帼通站立上首，令众人向牌位跪拜，并从竹圈下钻过，名为 “过关”。唐帼通又传授众人：“逢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只用三指。”是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然后宰鸡滴血入酒同饮。又刻忠义堂图章，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拜会凭据。
双刀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广东潮阳人黄悟空等结拜双刀会。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广东陆丰县大安圩地方，遇长乐县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从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会歌诀图一张，戴仙即照样写画一张。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来到揭阳县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纠约黄阿隆、黄悟空等结拜天地会。每人出钱120文，交黄悟空买备香烛鸡酒，共推黄悟空为大哥。黄悟空设立洪姓牌位，领众跪拜。并用竹篾扎门，架起双刀，令众人从刀下钻过。黄悟空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每人分给会单一纸，宰鸡滴血入酒分饮。其后，黄悟空又制备红布三角小旗，上写“靝■岸”字样，意为天地会，作为入会凭据。因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纠人，遂改名双刀会。
小刀会。在近代史上，小刀会中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闽南小刀会或厦门小刀会，另一支为上海小刀会。
闽南小刀会。由新加坡归国华侨陈庆真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厦门创立。陈庆真（道光八年至咸丰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厦门店前乡，出生于新加坡。及长，与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资本”，在暹逻（今泰国）收买洋货，贩至广东销售。旋因生意折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厦门，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内充当雇员。道光三十年，陈庆真因前在广东时曾稔知三点会即添弟会歌诀、口号，遂与王泉商议纠人结会，以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0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年8月13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
其他会党
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00余人，称抬天会。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年9月21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00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000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18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0人。邓南保以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字编列号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
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人或2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人承运。
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 “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0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 的罗教庵堂50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l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人专管香火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发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发展而来，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因而需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万人。
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或称哥老会，“又号江湖会”。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首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首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1860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0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
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