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