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亲族回避
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规定：“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意即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准有亲族关系的人在同一衙门或地区任职，否则就要调任，以下避上。此后，明政府多次重申这一规定，万历五年（1576）令：“从卑回避，以职官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关于回避官员的调任又有规定：“凡各衙门官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亲族回避之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和控制，有其积极的作用。
籍贯回避
即地区回避。洪武四年（1371），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但由此产生了冒籍之弊。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亲自把全国定为地方官任用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但是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官吏互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各照籍贯例任用。嗣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但亦不限南北。明代官吏实行本籍回避的手续是极为严格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籍贯回避制度，有效地割断了地方官与宗族势力的勾结，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职务回避
内容较为广泛，这是针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而实行的。如户部官的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甚至连日常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也包括在内。究其原因，这些地区是明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防止户部官吏串通江浙、苏松、江西地方官吏豪绅徇私舞弊，上下其手，明令户部官员不得由这些地区的人出任。
明朝的监察官也有特殊的回避要求。洪武元年（1368）规定，两京堂上官的弟男子侄不得任科道官，“属僚同族则以下避上”。监察御史出巡，也实行严格的籍贯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分巡按治州郡，其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及按临之人有仇嫌，并宜回避，毋得沽恩报仇，朦胧再问。”正统四年（1439）又重申：“凡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并先曾历仕、寓居处所，并须回避。”
明朝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实行回避制度。景泰二年（1451）诏定：科场官亲属回避。嘉靖三十二年（1553）规定，考试时各省乡试、会试主考官不得用隶籍本省的官员，两京主考官要回避本省。
同样，明代官吏在执行司法职能时，也有特殊的回避规定，回避的范围由亲族扩大到姻亲、老师及旧有仇嫌之人。明朝还有一种特殊官员的回避，即王府官回避。英宗以后定制，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
官吏回避制度的实行，可以防止官吏利用亲属、地域、职务等关系以权谋私，可以克服腐败，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清明。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社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