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年前的德国的一次小型聚会上面，我一见到玛丽·科雷利，便立刻就不喜欢她，每又上一道菜时，我对她的不喜欢就又加深了一层。等到分手的时候，我对她的感觉已经自开始时的不喜欢发展成为强烈的厌恶了。
后来我抵达英国的时候，刚到布朗旅馆便收到了她的一封信。那封信写得既热情洋溢，情意深长，又甜言蜜语，能言善辩，这样的魅力下，我那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厌恶感就莫名其妙地消失掉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年的那种厌恶感可能是自己弄错了，我想，自己一定是将这个小女人错怪了，我为自己对她的冷漠以及鄙夷而感到后悔。
于是，我立刻给她回信了——也可以说是，她写的情书——我也同样报之以热烈的情书。她的家在斯特拉特福，也就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她立刻又来了回信，用哄骗的语言，督促我于二十九日前往伦敦途中，到她那里进行一下停留，吃个饭。看起来这似乎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想，走段路也算不上什么，所以就回信接受了。
我如今——不是头一次，也不是第一千次——非常瞧不起自己那个传统的、包含有智慧并且严峻的格言，那便是：“设想是有益的，能够调查出个究竟则是更好。”设想早已设想过了，信也发了，现在要调查出个所以然了。阿什克罗夫特查了下时刻表，发现我要在二十九日上午的十一点钟自牛津动身，在下午的三四点钟离开斯特拉斯福，这样大概在六点半钟前还无法到达伦敦。也便是说，我要有七个半钟头是一直在外面马不停蹄的，接下来又要在伦敦市长那儿发表讲话，当然我便呆住了。我想自己大概要躺到灵车上前往伦敦市长那里赴宴吧。
接下来，阿什克罗夫特同我开始进行一件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对那位没有良心的傻瓜进行劝说，劝她能够慈悲为怀，将她那个非常得意的自我宣传计划取消。但她却抓住不放。只要是清楚她的为人的，都明白她肯定会这样做的，二十八日她便赶到了牛津，为了将自己捕获的猎物再落实一下。我求她放过我，我请求，恳求，哀求，凭了自己满头的白发以及七十二岁的高龄求她说，我要整天呆在火车上，这班火车又是每隔三百码停十分钟，这样的话，我非要垮了不可，非要被送进医院不可。但这一切的困难陈述以及后果预想都没有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