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中。但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又毕竟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书院。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
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私塾与社学
明代的民间教育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官方学校诸如国子监、府州县学及卫学等官学之外，所有非官方教育形式，都可以算作是民间教育的范围。
对于明代民间教育的情况，史书中没有明确而集中的记述。
从零散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这虽然并不都属于官方规定的正规化的教育体制范围，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到明代已经相当的成熟，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入学拜师到授课程式，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
一般来说，这类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中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
明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虽然提倡发展教育，以正风化，但是各地民间教育情况尚较为低落。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朝廷的强令推行下，各地官办的儒学开始逐渐有所发展，与之相应的民间启蒙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然而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洪武到永乐间，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却又受到国家大幅度的开支的影响，当时的经济特征实际上是国富民穷，这也就必然会限制民间教育的发展。《明史》这段记述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洪武中所谓的“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主要还是指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和半官方的地方社学。
地方社学始建于洪武八年（1375）。
太祖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
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
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1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
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人祸，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支持：
英宗正统元年（1436），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146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发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发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
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只是识字断句，并没机会求得功名，只有少数学业突出的，才有机会考入府、州、县儒学，成为生员（秀才）。当然还有个别极为突出者，不通过入学，而直接参加乡试。据《明史》记载：
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
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如张岱所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这里所谓的“无成”，便是没有考取功名，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取得秀才身份的后生小子，因此去操百工之业。
家馆的情形与私塾稍异。一般财势之家，延请地方名师以教授其子弟，目的多为子弟的功名前途，因此对教育情况极为重视，其子弟多能考入儒学。这类人家在为子弟择师的同时，还要为其子弟选择伴读伙伴，一般都要选择聪敏好学者。于是一些平民子弟往往附读于大户家馆而得以学而有成。
无论是私塾还是家馆，其中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大同小异。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曾经记述了宫中小宦官读书的情形，虽然是宫中官办的学堂，其教育内容与方式都完全依照宫外私家学堂的样子，所述颇为生动：
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
一般私塾学堂，当然没有这样多的学生，也没有这样过分的体罚，但除此而外，大体情形还是基本相同的。
明代的民间教育，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教育形式，如寺庙庵观的教育。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年少读书私塾时就曾到佛寺中求学，并最终出家为僧。不过这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在当时的民间教育中所占比重甚小。
地方各级儒学
明代的民间教育一般是读书人的启蒙阶段，当读书人经过民间教育，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如果还想要继续读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求官的话，就必须进入官办学校中学习。《明史·选举一》中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也就是说，在明代官办的学校中，共分作两级，一级是府、州、县的儒学，这是官办学校中的低级阶段；一级是国子监，这是官办学校中的高级阶段。明代的读书人如果想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资格的话，首先必须要进入官办的府、州、县儒学中学习，因为只有在儒学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只有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后，才能继续参加会试去求得官职。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话，即使不通过科举考试，也有可能得官。
明初，因为亟需人才而实行荐举授官的制度，学校教育尚未与官吏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便开始实行科举授官的制度，由于科举必经学校，于是官办学校的教育也就逐渐成为明朝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无疑更进一步推动了明朝官办学校的发展，所以《明史·选举一》又说：“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这里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情况。按照《明史》记述，终明之世，全国共有一百四十府，九十三州，一千一百三十八县，再按照府儒学设教官五人，州设四人，县设三人计算，应有教官四千四百八十六人，如果再加上都司卫所和都转运司儒学，以及宣抚司、安抚司儒学中的教官，人数应该更多一些，估计可能在四千五百至五千之间。而在校生员的数量，不包括无定额的附学生员在内，估计人数也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如果加上附生，人数应该在五万以上。如果按照当时全国人口为五千万计算，在校生员占人口比例为百分之零点一至百分之零点二之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准确知道当时接受过官办学校教育的具体人数，但那个数字肯定比上述的数字要大。
明初未建儒学之前，曾经设有儒学提举司，至洪武二年，始诏立儒学。太祖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行教化，二是为育人才。这在他于洪武二年（1369）十月间连续两次下达的建立学校的诏谕中说得十分清楚。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燹以来，人习于战斗，唯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辛卯，命郡县立学校，诏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显然起初太祖想到的只是行教化，但既然是建学校，自然也不能不谈到育人材的问题，而重点仍在行教化上。正因为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尽管称之为最急之务，却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也就是建国将近两年后才正式提出设立学校。
洪武二年的这两个诏令，后来便成为了有明一代儒学的定制。建文、永乐两朝基本上承继了洪武朝的规定，只是从永乐以后，专行科举取士，学校的主要作用由洪武中的行教化转变为育人材，而且与之相应对于儒学的教学内容也有了新的调整。
永乐中颁降府、州、县学的必读书籍计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伦书》等。这些教本后来基本上为各朝所因袭。其中《孟子节文》为太祖时所删定，其余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是永乐朝刊定的。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教化的书籍，也有为生员日后步入仕途而必须掌握的知识。明朝的儒学从洪武后期至永乐以后，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文职官员的培养机构。
府、州、县学生员，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亲身相视，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齐，自年十五以上，已读《论语》、《孟子》四书者乃得预选。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择人补之。
凡是明初由童生进入府、州、县儒学读书，必首先经过面试。这种面试的情况，后来略有所变化：
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赐敕谕十八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学校，有所辖太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以属分巡道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以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以属湖南道，辰、靖以属辰沅道，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甘肃卫所以属巡按御史，亦皆专敕行事。万历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上下江，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
以御史、道员之类要职管理学政，足见朝廷对于学校管理的重视程度。除委官管理之外，府、州、县儒学中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学规。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颁布了学校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
这十二条学规中，有针对生员的，也有不仅针对生员的，其用意主要还在于社会教化。看来太祖是将办学当作了推行统治政策和改变社会风气的事情来做的。
学校生员的数额虽然在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即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要求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加，于是不得不在原定额之外增广生员人数。到宣德以后，又确定了增广的数额：两京府学增六十人，在外府学增四十人，州学增三十人，县学增二十人。这些增广的生员出现以后，为与初设的食廪生员相区别，于是称原设生员为廪膳生员，称增广者为增广生员。其后读书人数一增再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于是明代的府、州、县儒学生员中便有三种不同的生员：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都有固定的数额，而附学生员没有数额的限制，所以后来凡是初入儒学的生员，统统作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考试去补充廪生与增广生。
明太祖初建儒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官吏的缺乏，教官与生员得以升擢的机会甚多，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到二十六年（1393）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中举人数少者为第二等，中举人数太少或者全无者为殿。教官的升降便与生员学习好坏与中式率有直接的关系：
其计典，守令与教官各置文簿报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为政。守令一月一考验，有三月学不进者，教授辈及本科训导罚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岁一考验，府学自十二人以上，州学自八人以上，县学自六人以上学不进者，守令辈及本科训导罚俸。府学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学自十六人以上，县学自十二人以上学不进者，教授及本科训导罢黜，守令笞，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
而且要求教官必须按照统一规定对生员进行教导：“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妄生异议，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但是，实际上明太祖对于教官的要求还不仅如此。据记，当时有教官吴从权、张桓等奉诏至京，明太祖向其询问民间疾苦，二人称：“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明太祖却因此而大怒道：“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以无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下令将其窜之远方，并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在明太祖的心目中，教官如果不能知道民间疾苦，也就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当时不仅对待教官要求严格，对于生员们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生员入学后，“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断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以其中所学射、书、数为例：“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每天早晨，师生都要到堂上行恭揖礼，礼后，再各归而依制学习，平时要求生员们一定会食肄业，到晚上还要行恭揖礼。这样做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生员们认真于读书，防止他们外出游荡。
自洪武以后，历代对于生员们的管理，都不断有所规定，例如洪武中关于生员学业的要求：“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再如成化中将生员德行、文艺、治事的综合能力分为三等，分列于三等簿的做法，以及后来弘治中不准生员傲慢师长，挟制官府，败伦伤化，结党害人的申谕。到嘉靖中还有专门惩治学霸和对于生员肆为“怪诞文字”的禁令。从这些禁令中反映出了对于生员管理的日渐松散，也反映出了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重申对于生员处理办法的时候，要求已经有所变化：凡“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米”。再到后来，教官的黜降，生员的发充，皆废格不行，即卧碑所定制度，亦成具文而已。诸生中上者中式，次者为廪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那些累试不第者，到年过五十，愿意告退者，给予冠带，仍复其身。与明初的严格要求不啻天壤之别了。
随着生员数额的增多和学校管理的松散，学校教育的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出现了督学官员为收士心而私自扩大取录人数的做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嘉靖中曾下沙汰生员的诏令，因御史杨宜力争而止。但是问题并未由此而解决。
实际上地方学校的好坏与地方守令关系甚大。学校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吏治问题的反映。嘉靖中内阁大学士桂萼曾经在奏疏中谈到自己任县官时建学的情况，可以代表当时较为有序的学校规制：“臣治县时，辟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南北数百步有余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设四堂，前后为门，左右为塾。以笃实长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时至，日夕亦如之。次为习礼堂，中绘陈祥道、杨复所撰礼图，曰童子礼，曰士相见礼，曰婚礼，曰子事父母礼，曰妇事舅姑礼，曰祀先礼，曰乡射礼。立师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节，随授一图，指示擘画，令其通晓。间令展习，以辨杂服。又次为句读堂，内榜管子弟子职，亦列数图示之，日讲一图。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人身。又次为书算堂，榜六书法，每日止教一两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数授之。又次为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壶、诗章、弓矢礼乐之器，或教以鼓节，或教以诗歌，或教击鲁、薛鼓之半以习投壶，或击鲁、薛鼓之全以习射仪，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听乐堂复之书算，以次至句读，至习礼，皆略复旧业，于门左右塾，以次序出。”桂萼的这种做法固然是好，但在当时却属绝无而仅有者。多数地方守吏是不会这样去用心于学校教育的。
四十多年后，到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在重申学校管理制度时，对旧的《提督学校官敕谕》作了更定。
为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当时还重核减员人数，并提出：“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这本来是与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相辅的一次整饬，但是结果督学官们为了遵从上意，奉行太过，甚至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造成了新的矛盾，不久便无法再推行了。
事实上，明朝府、州、县儒学中的问题与其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是无法根本改变的。
国子监
明代的官办学校中，比府、州、县儒学更高一级的是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一般沿旧的习惯，也名之为太学。其肇建之初，亦曾称国子学。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职官志》又记：“乙巳九月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所谓明初乙巳，即指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这是朱元璋称帝登极前三年。乙巳置国子学之前，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已于应天府（今南京）称吴王，并设置中书省及百官，已粗具建国之规模，故次年即于应天（南京）元朝旧集庆路学改设国子学，并将其作为招揽和培养人材的主要机构。
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从各个方面都尚未规制化，据明人所记，仅称：“太祖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故集庆路儒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此外并无再详细之记述。直到两年以后的吴元年（1367），才正式确立了国子学的品秩与设置：
吴元年，定国子学官制，添设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
第二年，朱元璋于南京建国，同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选国琦、王璞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入对谨身殿，姿状明秀，应对详雅。太祖喜，因厚赐之”。这才真正是国子学开办的记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建官置署的阶段了。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仍然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规制。按照当时设置官办学校的设想，国子学为官办学校的高级阶段，其学生应当由地方儒学选送，因知国子学正式形成规制必须在地方儒学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洪武二年（1369）以后。所以《明史·选举一》中又说：
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
国子学在当时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朝廷选才任官的重要机构。此时尚未举行乡试及会试，而且明初始行乡会试后，仍以荐举为主要取士手段，国子学也因此而显得格外重要。
洪武八年（1375），于凤阳另置中都国子学，与京师（南京）国子学并立，但是中都国子学选收的学生，均为京师国子学优选后的中式生员。
随着建国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到洪武十四年（1381），又重定了国子学的官员设置：
更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二人，正六品。其属，监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膳一人，俱从九品；掌馔二人，杂职。
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城北鸡鸣山下为太学新址，另建学舍，第二年新舍建成，于是改学为监，正式确定了国子监的名称，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
这与二十四年（1391）再次更定的国子监官吏设置已经基本一致了：
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
洪武二十六年（1393），罢中都国子监，将其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至成祖夺位，改北平为北京，于永乐元年（1403）始设北京国子监。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以原置于南京的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于是又开始有了南监、北监之分。终明之世，南北两监一直并立为全国最高学府。
黄佐《南雍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中，对于南北两监有所记述。以北京国子监为例，其规制大致如下：
正堂七间，为彝伦堂。中一间，列朝皇帝临幸设座于此，内悬敕谕五通。东一间为祭酒和司业的公座。堂前为露台，台南为甬路，东西为墀，诸生列班处。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间。西为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各十一间。这六堂即监生肄业之处。南面东西两侧各有廊房九间，门一间。国子监大门三间。门东有敕谕碑、洪武十五年申明学训碑、洪武三年定学规碑、洪武初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碑等。监外东侧有井亭，再东为持敬门通孔庙。中北为储才门，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和仓库。典籍厅五间，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西另有井亭，再西为退省号门，西北为广居门，为司业和诸生入号房的通路。墀前为集贤门三间。门前东西各一牌坊，上题“国子监”，监街东西各一牌坊，上题“成贤街”。彝伦堂后为斋明所九间，格致成正号，每号通计三十七间。嘉靖初，作敬一堂，有御制圣谕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敬一之门”。监东北为会馔堂，堂门右侧为土地祠。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即所谓号房。并有混堂、净房各一所。
国子监初为国子学时，学生止称太学生，至改学为监以后，则亦统称之为监生。监生的来源为地方儒学，即岁贡生员。因初以各儒学岁贡一人，故名。其后贡例屡变，洪武二十一年（1388）定以府、州、县分别一、二、三年贡一名，二十五年（1392）改定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永乐八年（1410）又定为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岁贡一人，县隔岁一人，后改依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1432）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中改为府学每岁一人，州学每三岁二人，县学每二岁一人。直到弘治、嘉靖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遂成定制。
按照洪武十六年（1383）的规定：“岁贡生员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充吏。”这时候已经设立了中都国子监，所以又有中式生员，上等送国子监，次等送中都国子监之令。而其所谓上等、次等，只是考试成绩的大致区分，多数被选送南京国子监，少数送入中都国子监。如洪武十九年（1386），“礼部言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计九百五十三人，诏选其优者六百八十三人，升之太学，余并送中都国子监”。第二年全国岁贡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人，中式选送国子监者为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国子监者仅一百三十二人，另有九十三人未能中式。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申岁贡生员选择标准时定：“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从而保证了生员来源的质量。
被选入国子监的贡生们入监后还要经过再考后分堂肄业。国子监共分为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其中以率性堂为最高一等，次为修道、诚心二堂，再次则为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左、右司业各掌三堂。凡是只通《四书》，未通经义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入监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后始行积分之法。所谓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给予分数并积累分数，以区分及格与不及格。一年之内积至八分者即为及格，可以授官，未及八分者为不及格，仍须坐堂读书。
洪武中对于监生的使用极为重视，《明史·选举一》称： “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当时监生出身而授官要职者甚多。《明史·选举一》又记：“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大批的太学生出任官吏，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明初官员缺乏的局面。太学生既然是日后即用的后备官员，因此对于在太学读书的学生，朝廷也便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
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鞾。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
其事出于一次明太祖幸太学回宫后。马皇后问及“生徒几何？”太祖答：“数千。”马皇后道：“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此始。
太学生待遇的优越固然是有马皇后的作用，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对于太学所培养的人才的亟需。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时对于太学的管理也便极为严格。尤其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国子监新舍落成，其制度也基本确立以后。这时候的国子监与其说是一所高级儒学，不如说更像一所管理制度严明的官吏培训中心。因此对于教官的选用，也就不仅限于宿儒，而且需要酷吏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宋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宋讷，字仲敏，滑人。父寿卿，元侍御史。讷性持重，学问该博。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久之，用四辅官杜?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未几，迁祭酒。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十八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制词褒美。
据记一次有学生因趋踣碰碎茶器，宋讷为之而发怒甚久，以致画工为之所画之像都带有怒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师生们都要小心翼翼地行事，这不仅使学生们颇感不堪，一些任教的文人也感到不满，“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熂、文徵等，留讷如故。”至宋讷死后，太祖思之，复官其子宋复祖为司业。宋复祖确有复祖之风，“戒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①。简直是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管理了。
《明史》中说：“明开国时即重师儒官，许存仁、魏观为祭酒，老成端谨。讷稍晚进，最蒙遇。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
明代国子监的学规先后更定了四次，洪武十五年（1382）两次，十六年（1383）一次，二十年（1387）一次，尽载于《明会典》。宋讷死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这四次监规的更定他都直接参预了。
十五年的监规比较简单，共九条，针对监内不同职官及监生分别作了一些规定，对于监生的规定只有一条，也只是要求监生们明礼适用，遵守学规。此外便是对于课程的具体安排：
每月背讲书日期：初一日假，初二日、初三日会讲，初四日背书，初五日、初六日复讲，初七日背书，初八日会讲，初九日、初十日背书，十一日复讲，十二日、十三日背书，十四日会讲，十五日假，十六日、十七日背书，十八日复讲，十九日、二十日背书，二十一日会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背书，二十四日复讲，二十五日会讲，二十六日背书，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复讲，二十九日背书，三十日复讲。
除去背书，就是复讲、会讲，月月复始，这种学习生活实在是够令人乏味的。但是监生们则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监读书一般至少四年时间，如果到率性堂后一年，积分达不到要求的八分，就还要继续在监读书，有长达十余年者。
同年再定的监规共十二条，其中主要条款便都是针对监生的了，例如其中第一条规定：“学校之所，礼义为先，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第二条规定： “在学生员……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再如第三条规定：“今后诸生，止许本堂讲明肄业，专于为己，日就月将，毋得到于别堂，往来相引，议论他人短长，因而交结为非。违者从绳愆厅究察，严加治罪。”
十六年的监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学习制度，如率性堂积分之法等等。这三次监规的更定，对于国子监师生有了比较全面要求，但其中亦有重复，又分为三规，不够统一，于是二十年再重定监规二十七条，内容具体而详明，成为明代国子监遵承的规制。
这时候的国子监管理基本上都是针对生员而制定，其他如像洪武十五年（1382）初规中所定的那些学校礼仪等项，都已以约定成制，无须再行申明了。这是明代学校管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洪武、永乐两朝是国子监的极盛时期，在校人数经常可达千人以上，洪、永以后便逐渐衰替下来。
明代国子监监生除去岁贡以外，还有举监、选贡、恩贡、纳贡、例监、荫监等名目。
举监即举人坐监之制，始于永乐中。当时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录其优者，送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科会试，并给教谕之俸。
选贡始于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八九。举人坐监，又每后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乃下部议而行。选贡施行后对于岁贡冲击甚大，选贡多英才，入监后即为上等，拨发诸司历事时亦显才干。相比之下，岁贡生员颇显颓老势绌，多不愿再入监读书，朝廷只得尽使落第举人入监，于是举人、选贡、岁贡更迭盛衰，国子监便出现了监生时多时少的情况。
恩贡是指国家有庆典或新皇帝登极，以特恩令当贡者即时充贡，因为亦属特别的选充，其地位往往高于岁贡。
纳贡是指纳粟之例，始于景泰四年（1453），凡纳粟之家得以入监。且不限出身资格，即使庶民，亦可与生员同样入监，时称之为民生，亦称俊秀。
例监始于景泰元年（1450），时值“土木之变”后，边事颇急，令天下纳粟马者入监读书，限以千人为止，行四年而罢。其后虽儒臣屡谏，但或遇边方有警，或遇大荒，或有大工程时，往往开例行之而不能止。例监名在纳监之下，其实相仿佛。
荫监为官员之子以荫恩入监者。明初定文官一至七品，皆得荫一子，后渐限于三品京职方可请荫，其得入监读书者称官生，以别于民生。亦有不限于官品而特恩入监者，称之恩生。一般死节官员之子得为恩生。
明代国子生除在堂读书外，尚有历事的规定。这实际上是监生们的实习安排。其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建文中定考核法，将监生考定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上等依上等任用，中等随才而用，下等仍回监读书。
一般历事监生便不再愿意回监读书，仁宗时各衙门官员多奏历事监生不愿回监，请留以任职，仁宗未准，到宣宗以后，有历事于都察院各道者，期以三月，选择任职，称试御史。其后渐成为定制，凡监生历事，各衙门均有定额，历事时间自三月、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历事实习，对于监生将来为官任职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监生任官一途渐轻，各地儒学地位渐重，生员以乡、会试而得官，成为入仕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