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陶潜的自况。既曰好读书，又说不求甚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以为这是一种调侃或曰陶式幽默，好似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于平静淡泊中突现心中的奇峰。然而，一俟后来读到那里的一篇争鸣之文，说那陶潜若不是失于细节，便有些眼斜，居然面对东篱，望见南山，便觉得读书与甚解之间，并非一定要一致而形成一个可见的链环，而对陶潜的那种自况，也渐渐地不以幽默与自嘲视之，直以为那是真正会读书的一种学习境界。
有这种心得，已是老大徒伤悲的时候了。
50 年代初入小学，用的是“刀手口牛”的课本，描的是“一去二三里” 的仿子，全然不知书的可贵。只记得，书除了要念，还有多种用途，如叠纸鸢、纸人与纸船等等。因为用途多，除了要把已经念过的课本积起来，还要想方设法向哥哥姐姐们讨高年级的课本，讨来之后，不免又要好奇地翻翻看看，于是又有些舍不得用来做工艺材料，由此算是有了第一批书和自己的书箱。
为什么舍不得，因为我发现，高年级的课本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课本，比我的好看，居然有从来未见过的古诗，还有历史故事、地理知识等等，很有兴趣。这些书里的许多学问似识未识，事情也似懂非懂。但好在未入学之前已经被迫认得三五百个宁块，也就在“识字不识字先认半边字”中对付过来，并且猛然间窥见了书的一种大世界。
这个世界是狭小、朦胧的，也是不连贯的，特别是跳来跳去地挑着看，很像是现在看电视不停地选台，一个晚上下来，眼前都是些片断，支离破碎。但正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构成了少时读书的最初收获。
这些事想起来，很觉好笑也有些遗憾。我曾想，当年若是学得更自觉更多更系统，不是好许多吗？然而，少时毕竟是少时，读书只是出于突然的兴趣，虽然那兴趣之中隐然有着一种求知欲，毕竟是不自觉的，大约也是这个原因，我似乎从来未领略过求甚解的境界，而那好读书在我也只能称作是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好奇罢了。
真正开始读点书，是 60 年代初得到一部线装的《古文释义新论》，而我对文学的全部理解，除了当年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中外古典名著，便是这部新论。陶潜的《五柳先生传》以及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至今也能背得下来。但看小说，也还是看热闹，除非有了好句子好段落，不由地多看几遍，而对于《新论》中选录的历代散文，则是完全由兴趣的程度决定是背诵还是大致浏览一遍，而那兴趣又常常取决于文章的顺畅与艰涩的程度。我总觉得，好文章如《五柳先生传》，纵然是古文，却并不难读，难读的倒是有些用白话写出来的大部头专著和读大学时的称为某学的教科书。大部头读着很累，勉强读书，不免要犯昔日跳着读的毛病，称为某学的教科书又往往很板，要不是应付考试，说什么也不肯受那份洋罪。于是，又是一轮恶性循环；背几篇古文，那只是古代文章中的沧海一粟。所学既少，也就谈不上甚解，读几本大部头，挑肥捡瘦，不成体系，也无法和无兴趣去甚解，能够聊以自慰的，也还是那个东翻翻西看看，杂读，杂学，杂七杂八。也因此，我那几架书，竟然成了杂货铺，能有的都有一些，失之交臂的也就随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