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
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 “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
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 “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 中外医学交流
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