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盈第七正文】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诫盈第七译文】
作国君的，应该以俭约质朴之道涵养自己的品性，应该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自己的德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俭约可以使人民不至于困顿疲惫，静远可以使百姓不至于进退失据。秦始皇、汉武帝无事生非，穷兵黩武，劳师袭远，因而给国家和庶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教训之烈，正在于野心恶性膨胀从而破坏了俭约和静远的原则啊！人们困顿疲惫时，随之就要发出怨恨之声，小民不断被骚扰从而出现鸡犬不宁的情形，也正说明了政治的乖戾昏聩。
皇帝如果喜好邪门歪道，靡靡之音，玩鸟斗兽，声色狗马，就会逐步把军国大事置之脑后，从而干出违反礼度、伤害民生的种种坏事。这些恶行如果不加节制，就会陷入穷奢极欲的泥淖。皇帝一旦达到玩物逞欲的境地，就必然会乱兴徭役，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如果被迫倾尽全力去满足皇帝的欲求，就必然会荒废生产，延误农时。
皇帝如果追求高屋广厦，珠玉珍玩，奇木异石，衮衮华服，就会渐渐把道德修养的根本弃之一旁，进而做出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种种丑事。这些歪术如果不加校正，就会滑入乱性败德的池沼。皇帝一旦达到玩人极情的地步。就必然会加重赋敛，强化对人民的压榨。有识之士如果遗弃而不被重用，那么饥饿和寒冷的灾祸就难以避免了。
身处乱世的昏君，没有一个不是骄横奢侈的。他们放纵自己的嗜好和欲望，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方面是连土墙木梁都披上了华彩的丝绸，另一方面是老百姓连粗布衣裳也穿不起；一方面是狗马的精美食物富余得吃不了，另一方面是黎民连酒糟稗糠都吃不饱。于是乎搞得天怒人恨，民怨沸腾，上诈其下，下欺其上，民情真伪难辨，世风日趋恶化。寻欢作乐的好日子还没走到尽头，倾覆危亡的命运就等在那里了。正所谓地位尊贵之后不去与骄横约定，骄横也会自己到来；财物富裕之后不去与奢侈约定，奢侈也会自己到来一样。因此，一定要以骄奢二字引以为鉴啊！
【诫盈第七释评】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把这两句箴言看作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警策之词，大概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只有忧患之君，才能常存谦虚之心，从而不至因为骄傲自满而败国亡身。
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大概可分为两类，一为创业之主，二为守成之君。一般来说，创业之主，多能谦虚谨慎，持盈保泰。
原因有三。一是身历坎坷，备尝艰辛，因而更懂得天下来之不易。二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屈己虚人，礼贤下士，于是培养了谦恭之态，敬贤之心。三是讨暴诛虐之时，前代昏君狂妄失政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守成之君则不然，他们常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没经历金戈铁马、鼓角钲鸣的锤炼，又缺乏对国计民生、世态人心的了解，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从父祖手中承袭了江山社稷。正因如此，这一类人物也往往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以及随优越感和自豪感滋生而出的高人一等傲视万物的虚无感。虚无在身，则骄傲必至。故尔，守成之君亡身丧国的悲剧之所以不断重演，其根本原因盖出于自满自大。
且看隋场帝的《春喜游歌》二首：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
步缓知无力，脸晃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
不难推想，一个整天沉醉于春花秋月，耽迷于醇酒美人，满足于征歌逐舞的“花鸟使者”，怎么可能虚以接物，诚心待人呢？甚至在他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死到临头之时，还荒谬可笑，顾盼自雄地揽镜自照说：好头颅，谁来砍我？一个失去了自知之明，连自己能吃几碗干饭都不清楚的人，又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呢？瓦岗军的讨伐檄文，宣告了隋炀帝君王美梦的破产：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反隋起义而位登大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自己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而且常以隋亡的教训引以为鉴，警策自己和告诫皇子：殷鉴不远，戒骄戒躁！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作了皇帝就尊贵无比，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我却认为正应该自己保持谦逊恭谨，经常存有畏惧之心。过去舜帝告诫禹说：'你如果不自以为贤能，天下就不会有谁同你争贤能；你假若不居功自傲，天下就不会有谁同你争功劳。’而且《周易》也说：'有道的君子必定都厌恶骄傲自满追求谦逊恭谨。’大凡作皇帝的，如果自认为尊贵无比，不保持谦逊恭谨，在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有谁肯犯颜直谏呢？因此，我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必定是在上害怕皇天，在下畏惧群臣。皇天高高在上，能俯察人间的善恶，怎么能不害怕呢？下边有那么多公卿大臣士人，他们都抬头向上注视着自己，又怎么能不畏惧呢？正因如此，我才常保持谦逊恭谨、小心畏惧，这还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心愿呢。”魏征说：“古人说：'做任何事都有开头，但坚持至最后的却并不多见。’希望您能坚守谦恭、畏惧原则，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能永远巩固，不至被倾覆了。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其实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一法则。”
贞观五年，唐太宗就防止自满这一问题，又发表过一次形象而深刻的议论。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获，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
这一番金石之声，虽是说给他当时的大臣们的，但后来的人难道不也可以拿来作为座右铭吗？因此，太宗在《帝范》中特设“诫盈”一章，其教导太子高宗的一片苦心，真是灼然可见！
有什么样的君王，就会有什么样的大臣。太宗的贤臣张蕴古也曾说：“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因此他主张，君王应“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并且强调说，皇帝只有“归罪于己，推恩于民”，才可以保天下，得民心。与此同时，被太宗敬作“人镜”的魏征也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魏征这段话的微言大义，不同样是在告诫人们，要想做到居安不忘危，处治不忘乱，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务必具有谦虚之德，谨慎之行。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后期，唐太宗随着自己声威的树立和政权的稳固，先前他与大臣们苦苦讨论并用以约束自己和训示皇子们的那些治国良策，便一古脑儿地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他变得骄傲了，变得奢侈了，他开始批自己的耳光，把自己一再倡导的勤政慎独的思想丢开不顾，不是防微杜渐，而是纵情肆志；不再轻徭薄赋，而是重敛于民。早期和中期的德政仁心已荡然无存，此时只剩下狂傲骄横，不可一世。他甚至毫不掩饰地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作辨护：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有了这种荒谬的理论作指导，太宗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他本来三令五申要善始慎终，这时却一意孤行，认为百姓一旦生活安定，就会惹事生非。他更错误地认为，人民只有像牛马一样被套在车辕上，才个个会变成听话的顺民。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贞观二十一年下令修造翠微宫和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仅如此，他还一改往昔纳谏的风范，拒绝接受大臣们的苦谏，好大喜功地发动了对高丽的侵略战争。兵尘既起，损兵折将。一方面是对内搜刮，一方面是对外征伐，既浪费民资，又消耗国力，结果搞得民怨沸腾，甚至因此还在四川一带引发了武装反抗。为什么一生谦逊恭谨的一代英主，到生命的末年反而变得如此让人不可思议呢？其中虽然我们可以去寻找许多原因，但从本质上来说，不仍然是封建体制的流弊所致吗？想想吧，一个人尽管再聪明再谨慎，一当大权在握，且在位日久，又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要是不变质才怪呢！这也是封建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唐太宗的这一转变，确实是徇名丧实，有亏圣德。
我们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封建制度使然。在终身制家天下的封建樊篱中，又有谁能逃脱善始而不能善终的老路呢？
唐太宗是这样，唐玄宗是这样，唐灭之后的五代后晋同样也是这样。
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想当初庄宗李存勖在接受父亲遗命后，是多么意气奋发啊！可是当他趁一时之气灭掉了仇敌燕国和梁国之后，却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从此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于是纵情声色，宠用伶人，结果在猝不及防之中死于部下的流矢之下。一壮一衰的强烈对比，不再一次地重演了一场历史的老剧吗？所以，欧阳修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便禁不住引用《尚书》的话大发感慨：“满招损，谦受益。”
毛泽东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的前代同乡曾国藩，也反复拿这样的道理教育自己的族人和子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部《曾国藩家书》，满纸只写着两个字，曰：诫盈。透过该书，我们固然能揣摸到曾氏的韬晦之术，但我们更可以一语道破曾氏的人生策略，其答案仍然是持盈保泰！其道理仍然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