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第五正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纳谏第五译文】

君主深处九重之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大禹治理天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如同小鼓一样的鞀,并且对百姓说:如果谁有诉讼和不平,就可以摇鞀;尧帝也专门树起一根“谤木”,表示愿意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够吸纳正确的意见和谋略。他们侧耳倾听,虚心纳谏,期望有识之士能以正直之言相告。

如果他说的话有道理,他即便是个草民奴仆,也不能因为他没有身份和地位而不去听他的话;如果他说的话没有道理,他即便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为他出身高贵就采纳他的意见。

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在道理上合乎大义,那么他的辩辞巧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说的事理可以采用,我们又何在乎他表达事理的文采呢?

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朱云,他身长八尺,身材魁梧,喜好接交侠客,以有勇力而闻名以当时。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又爱好学问,从师学习《易经》和《论语》,竟然都能得其传授。时人都佩服他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他常上书议论朝中大臣。

汉成帝的时候,安昌侯张禹被特进为帝师,汉成帝对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朱云给皇帝上书求见,在殿上当着众大臣的面说:“当今朝臣,上不能辅佐君主,下不能有益于人民,都像死人一样占据着位子,又白吃饭。臣愿圣上赐给我尚方斩马剑,杀死一个奸臣,以警戒其余。”皇上问道:“你说的奸臣是指谁呢?”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皇上勃然大怒,喝道:“你作为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小臣,竟敢当众侮辱帝师,死罪不赦!”当时就有御史上前将朱云架出去要斩首。朱云用手攀住大殿的门槛,竟将门槛折断。朱云大呼道:“我能像从前的忠臣龙逢和比干那样死去,已经很满足了。但不知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这时,御史已将朱云拖了出去。

在这危急关头,左将军辛庆忌摘掉乌纱帽,解下为官的印绶,一边给皇上叩头,一边说:“这个人一向以狂妄耿直著称,如果他说的对,本不应该杀他;如果他说的不对,也应当宽恕他。如果皇上今天不赦免他,我甘愿死在这里!”说罢,叩头流血。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也就原谅了朱云。

等到后来修理大殿门槛的时候,皇上说:“不要更换,就把这根坏的留着,以表彰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

《三国志》里有一段记载,魏文帝想把冀州的居民十万户迁徙到河南。正好这几年连年蝗灾,老百姓都在挨饿,朝中的各有关部门都认为这时迁徙人口不妥,但是皇上的主意非常坚决。大臣辛毗和其他朝臣一起去见皇上,皇上知道这些人要阻拦他,便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于是众大臣都不敢说话。唯辛毗问道:“陛下迁徙十万户人口,是怎么打算的呢?”皇上反问道:“你是不是说我的做法错了呢?”辛毗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确实觉得您错了。”皇上说:“我不愿再和你商谈这事了。”辛毗说:“陛下既然不嫌弃我,把我安排在您的左右,作为给您出谋划策的官员,为什么就不愿和我商议了呢?再说,我所说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国家,陛下为什么对我发怒呢?” 皇上不再回答,起身进了里边。辛毗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皇上奋力一扯,挣脱辛毗而去。

过了好半天,皇上才出来,说道:“你为什么逼得我这么紧呢?”辛毗说:“如果现在迁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皇帝终于听从了辛毗的劝诫,只迁徙了一半人口。

所以说,如果人君能够容忍像朱云折槛、辛毗引裾那样的规劝,就可以使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让那些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这样,大臣的意见都能上达于君王,君王的光辉又能普照天下。

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一样,如果有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的,他就以他的威势来拒谏,或者干脆对进谏者治罪。这样一来,大官害怕丢了官位俸禄而不去进谏,小官畏惧引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说话。皇帝便彻底失去了约束,放纵暴虐之心,穷奢极欲。自己蒙蔽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以为他的德行超过了三皇,才能超过了五帝。直到最后身死国灭,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的恶果。

【纳谏第五释评】

虚心纳谏,听取别人的意见,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战胜的乃是皇帝自己的享乐欲和虚荣心。批评和意见远不如奉承令人悦耳。惟其如此,纳谏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要说勇于纳谏,唐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大概算是一个模范人物了。

他特别注重听取臣下的意见,贞观之初,他一登上皇位,就屡次提醒手下的大臣,如果发现皇上的决策有误,一定要敢于直谏。为了提倡这种进谏之风,只要大臣进谏在理,太宗一般都要给予重赏,以资鼓励。

当时的名臣魏征就是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于世的。魏征和唐太宗被世人赞誉为“明君直臣”。确实有许多关于魏征和唐太宗进谏、纳谏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曾在隋朝做过官的人叫郑仁基,他有个女儿,正值十六七岁的妙龄,容貌生得羞花闭月,当时没有一位女子能比得上她。长孙皇后得知后,就派人寻访这位姑娘,让太宗将她纳为嫔妃。于是太宗就册封了这位女子。诏书已经发布,但册封的使节尚未派出。这时,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了陆家。他立即请求面见太宗,谏阻说:“陛下等同于百姓的父母,应该忧百姓之忧,乐百姓只乐。自古以来,凡有道之明君,都想老百姓之所想。在自己安居亭台楼阁的时候,要想到老百姓是否也有房子;在自己吃美味佳肴的时候,也要想到老百姓是否有饭吃;在自己宠幸嫔妃的时候,也要想到百姓能否娶妻成家。这才是当国君的正道。如今郑家的这位姑娘,早就许配给了别的人家,现在陛下聘为嫔妃,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这难道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吗?我担心这件事会使陛下的崇高品德受到损害,所以不敢隐瞒。”

太宗听后大吃一惊,对自己的行为深表自责,下令停止册立,将郑家的女儿还给她的未婚夫家。房玄龄等大臣说:“郑氏之女有夫家这件事,并没有得到证实,现在既然已经册立,又何必半途而废呢?”

这时,陆家也上书太宗说:“我们家与郑家关系不错,平时多有来往,但并没有结为婚姻的事。最近的谣传只是局外人不了解内情,胡乱猜测。”陆家一说话,大臣们又都劝太宗纳郑氏之女为嫔妃。太宗也有些犹豫不决,便问魏征:“大臣们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是曲意顺从我,但陆家又为何要反复说明与郑家没有婚姻关系呢?”

魏征回答说:“陆氏把您看成和太上皇一样的人了。您不记得太上皇在刚攻下长安的时候,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并渐渐宠爱她。辛处俭当时正担任太子舍人一职,太上皇知道这种关系后,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命令辛处俭离开东宫,任万年县县令。辛处俭总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哪一天自己的脑袋会搬家。陆家也怕陛下虽一时能容忍他,但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责罚他,所以才不敢承认他家与郑家有婚姻之约。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太宗听了笑着说:“在外人看来或许就是这样,我不管说得多么诚恳,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于是发布赦令:现在获悉郑家之女在此之前已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布册立她为嫔妃的诏令时对这些情况不了解,这是我的过失。因此此前的册立诏令作废。当时的舆论莫不对此举大加赞叹。

贞观七年,唐太宗第六子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誉,在宫禁中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拘禁起来审讯。杨誉的儿子当时也在京城做官,他向太宗陈述说:“官员在五品以上,倘若所犯不是谋反的重罪,不应拘禁,只是因为我父亲是皇亲国戚,所以才会这样。”太宗听了,非常生气地说:“好吧,因为是我的亲戚,所以才故意这样刁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并解除了他的职务。

魏征进谏说:“在城墙上挖洞而居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动物,但由于它们有所凭借,所以除掉它们非常困难,就是因为人们有所顾忌。更何况世家大族、皇亲国戚,过去多少朝代都认为难以管理,甚至朝廷也无法控制他们。高祖皇帝在位时,大多数国戚骄奢放纵,没人敢管,自陛下登上帝位以来,他们才开始有所收敛。这次薛仁方处理杨誉,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能为国家捍卫法律的尊严,本该受到嘉奖才是,怎么能对他错加惩罚,从而为外戚撑腰呢?如果这个头一开,今后外戚有恃无恐,生出各种事端来,到那时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凡事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本来是治理国家的一般道理,怎么能因为洪水尚未泛滥,就自己先把堤防毁掉呢?”

唐太宗听后说:“的确像你所讲,先前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

于是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身居至尊,能够虚心听取魏征的意见,确实气度非凡。但是唐太宗对于魏征的进谏,并非没有一点抵触情绪。

有一次,太宗从朝廷里回到后宫,骂骂咧咧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惩罚这个乡巴佬。”在一旁的长孙皇后问道:“陛下和谁生这么大的气呢?”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听了,立刻进里边换上朝服,来到太宗面前道贺。太宗不明白,问她有什么可贺的。长孙皇后说:“自古以来,君主胸怀宽广,才会有耿直的臣子。今魏征敢于犯颜直谏,说明陛下仁德广厚,这难道不值得道贺吗?”唐太宗听了,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去怀恨魏征。

长孙皇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知礼识节的女人。她不但为魏征辩护,还亲自向太宗进谏。

太宗曾有一匹骏马,非常喜欢,派人精心喂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疾而死。太宗极为愤怒,认为是养马人没有养好这匹马,要下令杀他。这时,长孙皇后劝阻说: “过去齐景公因为自己所喜爱的马死了,也要杀养马人,晏子向齐景公请求,允许他数说养马人的罪过。晏子训斥养马人说:'你的职责是养马,却把马养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由此而导致大王为了一匹马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会怨恨大王不仁慈,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各个诸侯国听到这件事后,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感到羞愧,便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读书也曾读到过这一段,难道你忘了吗?”太宗于是醒悟。

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太后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以开导和启发,这是对国家极为有利的事情啊!”

纳谏,道理上很简单,但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施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唐太宗对纳谏的认识不能说不通达,可要做到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虚心纳谏,也需要不断地惊醒自己。贞观十二年,魏征对唐太宗的纳谏精神作了一番深刻的总结,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一次,太宗问魏征:“我的行为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吗?”

魏征说:“在贞观初年的时候,你就怕听不到别人的意见,所以想方设法引导臣下提意见。贞观三年后,遇到别人提批评意见总是愉快地接受,并采纳实行。近一二年以来,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了,尽管勉强听取不同意见,甚至也采纳了,但脸上确实有为难的表情。”

太宗说:“从哪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呢?”

魏征答道:“陛下刚登基的时候,要判处一个人死刑,大臣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判死刑,不允许有超越法律条文的胡乱处罚。’于是陛下便将兰陵公主的一处园林赏赐给了孙伏伽,价值达百万钱。当时有人说:'孙伏伽所谏阻的只是一般的事情,而您给他的赏赐却太重了。’陛下回答说:'我自登上帝位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提过批评意见,所以才这样重赏他。’这是在引导别人提意见啊!后来徐州司户李雄,在申报隋朝时代自己的官阶时,弄虚作假。经大理寺查获证据后,将要判处李雄死刑。但大理寺少卿戴胄奏称,按照法律只能判服苦役一至三年。陛下说:'我已经同意了大理寺的死刑判决,像这样的人就该判死刑。’戴胄却争辩说:'陛下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把我交付给司法机关治罪吧。我认为所犯罪行不该判死刑,就不能胡乱判。’陛下脸色都变了,一选连声地命令杀掉,而戴胄始终坚持不同意见,不肯屈服。他反复辩驳四五次之后,您才同意赦免李雄的死罪。过后您对大理寺的官员说:'如果你们都能像戴胄这样为我捍卫法律的尊严,还担心什么践踏法律的事出现呢?’这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并能付诸实践的例子。最近的一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大违背了您的心意,陛下认为他是有意诽谤。我当时上奏章为他辩护说:'上书如果言辞不激烈就不足以打动人主之心,而言辞一旦激烈,就有些近似于诽谤。’那时陛下虽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并赏赐皇甫德参绢帛二十匹,但内心总有些不痛快,这就是您不再愿意接受批评意见的例子。”

太宗听了,诚恳地说:“的确像你所讲的那样,除了你,别人不会对我说这样直率的话。人做到有自知之明是非常难的,你刚才没讲那些例子的时候,我认为现在的所作所为与贞观初年没什么两样,等到听了你的这一番话,我才感觉到,这几年的过错和失误令人震惊。你只要继续保持勇于进谏的精神,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唐太宗一生基本保持了虚心纳谏的美德,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痛惜地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朕少了一面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