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 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国军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 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 （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3000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十月（1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人、炮队600人并入淮军。
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
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船，但他认为一支象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
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腐败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办理外交事务
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
同治九年五月（1870 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49.7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人中的16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国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 年9月1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国军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国军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八月（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0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0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 年3月19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 “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000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 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 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 月16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国军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 “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国军队就撤退”。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国军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