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积怨
奕訢，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訢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訢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訢。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文读经，无异于亲兄弟。
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 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訢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訢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訢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訢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訢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訢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訢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訢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訢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訢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訢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訢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訢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并多次派人向奕訢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在这份奏折里，奕訢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訢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奕訢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訢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訢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訢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訢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訢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訢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由此出发，奕訢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訢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 “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訢鄙夷不屑，将奕訢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訢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訢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訢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訢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訢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訢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訢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 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訢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訢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訢于八月初七日（9 月11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訢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 月1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 年12月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訢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 6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訢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訢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可见奕訢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 “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訢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訢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訢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正当奕訢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訢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訢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訢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訢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訢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訢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訢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訢，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訢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訢，给奕訢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訢，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訢“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訢，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訢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訢。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訢的职务，但奕訢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訢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与顽固派的论争
不久，奕訢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訢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訢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訢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訢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訢：“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訢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是极其谬误的。奕訢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訢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訢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訢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訢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訢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訢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訢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訢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訢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訢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訢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被罢黜闲置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訢。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奕訢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訢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訢，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訢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訢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訢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訢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訢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失败，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訢被罢官长达10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訢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訢，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訢“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訢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訢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四月十七日（5月1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訢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訢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6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