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为他的中队选军裤布料时，他盯住下士服装师的目光足以挫败塔列朗①，迷惑亚历山大②。有时候，他正在检查内务，忽然会停下来，让那双奇妙的蓝眼睛露出沉思，好象在谋划建立一个新普鲁士和新意大利。可是他马上又会从拿破仑三世变回到拿破仑一世，指出士兵背包擦得不亮，或是尝一尝他们的伙食。在他的私生活中，如果他在家宴请平民军官（当然他们不是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他不仅要摆上一套只有大使才有资格享用的塞夫勒产的天蓝色瓷餐具（是拿破仑馈赠他父亲的礼品。这套餐具如果摆在马伊河畔他那幢乡间别墅里，人们会感到更加珍贵，正如旅游者来到一个古老城堡改装成的兴旺热闹的庄园，看见粗陋的衣柜里放着一些稀世瓷器，一定会倍加赞美），而且还要摆出皇帝其他的馈赠物：他那高贵而迷人的仪表（如果相信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的出身不应该使他终生受到最不公正的排挤，那么，上尉这堂堂的仪表在某一外交职位上，定能使人赞叹不绝），他那亲热的手势，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以及那神秘而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皇帝遗传给后世的珍品，在那天蓝色的珐琅般晶莹的双眸中保存了光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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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列朗（1754—1838），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亚历山大（1777—1825），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关于亲王在东锡埃尔与平民的关系，有必要谈谈下面一件事。中校钢琴弹得很出色，军医的妻子歌唱得很美妙，就好象在音乐戏剧学院得过一等奖似的。军医夫妇和中校夫妇每周都在德·鲍罗季诺先生府上进一次晚餐。这当然使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亲王到巴黎度假，总在德·布达莱斯夫人、缪拉以及其他有地位人的府上吃晚饭。但他们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尉，我们到他府上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再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德·鲍罗季诺先生调到博韦任职（这是他长期活动的结果，他想离巴黎近一些），搬家的时候竟把这两对音乐家夫妇忘得一干二净，就象忘了东锡埃尔的剧院和他经常订购午饭的小饭店一样。尤其使中校和军医气愤的是，尽管他们是亲王餐桌上的常客，竟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一天上午，圣卢向我承认他给我外祖母写了封信，给她谈了我的情况，并且建议她和我通一次话，因为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已经开办电话业务了。总之。我外祖母当天要给我打电话，他叮嘱我四点差一刻到邮局去。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突然会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呆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 ①，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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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50人，除一人外，其余49人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丈夫，后来又遭杀害，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
我们的呼叫声刚刚响起，在这到处都是幽灵，只有我们耳朵在凝神聆听的黑暗中，一个轻微的声音——一个抽象的声音——消灭了距离的声音——我们心上人的声音就同我们讲起话来。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回我们说话。这声音近在身边！然而又那么遥远！多少回我听着听着就忧从中来，好象我们即使走很远很远的路，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声音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人；我们感到在这令人心驰意荡的唇耳接触中，在这似乎伸手就能拥抱我们心上人的时刻，实际上离她们有千里之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这个真实的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却离得很远！它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股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却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唉！那天在东锡埃尔，奇迹没有出现。当我到达邮局时，我外祖母已经打来电话了。我走进电话间，线被占了，有人在讲话，显然不知道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当我拿起听筒，就听见那段木头象木偶戏中的驼背丑角在尖声尖气地说话。我把它放回原处，它就不响了。可是我再拿起时，它又象驼背丑角喋喋不休地唠叨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挂上电话，不再去碰它，这段会说话的木头这才停止痉挛，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在唠叨。我去找邮局职员，他叫我稍等片刻；然后我就讲话了；开始没有声响，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自己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其实不然，因为以前，当外祖母同我说话时，我总是边听边看着她脸上的嘴巴和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的眼睛，而她的声音，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听到。因为这个声音成了一切，我感到它变形了。当它象这样没有脸部线条陪伴，单独来到我身边时，我发现它充满了柔情。它可能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温柔过！可能我外祖母感到我离开了家，怪可怜的，认为完全可以向我抒发她的感情了；而在平时，这位女教育家总是恪守“原则”，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这声音很温柔，但也很忧郁。这忧郁的感觉首先是由温柔引起的，因为它明净纯洁，几乎一尘不染，任何冷酷、自私和同别人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被洗涤一清，人类的声音是很难达到这般纯净的。这声音由于过分体贴而显得脆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化作一串纯净的泪珠而消失。再说，这声音单独出现在我身边，不再戴着脸孔这个假面具，我第一次发现它充满了忧伤，而她一生的忧伤已使声音出现了裂痕。
此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孤立地听见了声音才产生这种令人心碎的新感觉的吗？不是的。更确切地说，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她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平时，我外祖母一天到晚指挥我做这做那，不准我做这做那，服从的烦恼和抵抗的冲动抵消了我对她的温情，此刻，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将来也不会再现（因为我外祖母不再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受她的统治了。她正在对我说，希望我干脆在东锡埃尔呆着不要回去，不行的话，无论如何也得尽可能多呆些时间，这于我身体和写作都有好处）。此外，我在耳边的听筒下感觉到的是我们两人相互的体贴。这种体贴摆脱了平时同它抗衡的相反力量，从此变得不可抗拒，这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外祖母叫我留下来，这反倒使我渴望、并且使我感到迫切需要回到她身旁。我从没想过她会同意我留下。从此我自由了。但是我骤然感到这自由充满了伤感，就仿佛在我爱着她的时候，她猝然永远离开了我。我喊着：“外婆，外婆。”我真想拥抱她，可是在我身边只有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和我外祖母死后来探望我的鬼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我说话吧！”可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我变得更加孤独。外祖母听不见我说话了，她把电话挂了，我们不再面对面呆着，互相听见对方说话。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大声呼喊外婆，我感到连对她的呼喊也似乎迷失了方向。我忧心如焚。很久以前，在我孩提时代，一天，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找不见外祖母时，也曾有过这揪心的忧虑，这感觉与其说是因为找不到外祖母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我感到她在找我，感到她心里想着我也在找她；当我们同那些再也不会回答我们的人说话时，也会产生这种揪心的忧虑：我们多么想把过去没有同他们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多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啊！我感到她已经成了一个心爱的亡灵了，刚才我没能把它留住，它已消失在其它亡灵中。我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外婆”，就象俄耳浦斯①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我决定离开邮局，回到饭店去找罗贝，告诉他我可能会收到一封催我回去的电报，想打听一下火车的时刻。但是，在下决心离开之前，我本想最后一次求助于黑夜的女儿，传话的使者，看不见脸的女神；可是喜怒无常的值班女神不再愿意——也可能是爱莫能助——为我打开神奇的大门；也许她们根据惯例，也曾不厌其烦地求助于年高德劭的印刷术发明人，叫唤过热爱印象派画的当司机的年轻亲王（后者是德·鲍罗季诺上尉的侄子），但古腾堡②和瓦格拉姆③对她们的恳求置之不理。我知道，不管我怎样请求，看不见的女神都将不为所动，于是我离开了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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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但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到地面时，回头看了看妻子，结果欧律狄克又回到阴间。
②古腾堡（生于1393至1400年间，卒于1468年），德国人，完成了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还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印刷。这里系指电报局职员。
③指年轻的亲王，上尉的侄子。
回到罗贝和他朋友身边后，我没有实话告诉他们我的心已经不和他们在一起，也没说我已下决心要离开他们。圣卢似乎信以为真，但我知道他一上来就明白我的犹豫决不是假装的，他明白第二天就找不到我了。他的朋友让他们面前的饭菜凉着，和他一起查阅火车时刻表，弄清楚我可以乘哪一趟车返回巴黎；机车的汽笛声在满天星斗的寒冷的夜空中嘶鸣，可是我此刻心潮翻腾，失去了平衡。在这里，朋友们的友谊和从远处传来的火车长鸣声使我度过了多少个心境恬静的夜晚啊！就是今天晚上，他们还在为我效劳，不过用另一种形式罢了。当我知道不再是我一个人为我动身问题烦恼的时候，当我感到我那些精力充沛的朋友——罗贝的同事——和另一些身强力壮的朋友——火车——都在充分调动积极性为我动身效劳的时候，我就感到心里踏实多了。火车每天早晚往返于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事后回想起来，这滚滚的车轮把我浓缩的、不可忍受的和外祖母长期分离之情压得粉碎，压成了每天都有可能踏上归途的渺茫希望。
“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你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圣卢微笑着对我说。“可是你还是作好走的准备，明天一大早就来同我告别，否则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凑巧要到城里去吃午饭，上尉准假了。我得赶在两点钟前回到营房，因为我们要操练一整天。这没问题，我吃饭的那家老爷会用车子把我按时送回营房的。他家离这儿三公里路。”
圣卢刚说完，我下榻的旅馆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到邮局去听电话。我是跑去的，因为就要打烊了。邮局职员回我话时，都说是“长途电话”。我心里不安极了，因为是外祖母来的电话。邮局就要关门。电话终于接通了。“是外婆吗？”一个带着浓厚英国口的声音回答我：“是呀，可我怎么听不出是您的声音？”我也听不出同我说话的人是我外祖母，况且，她从来不用“您”称呼我。最后疑团终于解开：原来，这个外祖母要找的那个年轻人几乎和我同名，而且也下榻在我住的旅馆里。凑巧这一天我也曾想给外祖母打电话，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就深信不疑是她老人家打来的了。然而，刚才邮局和旅馆双方都搞错，却完全是巧合。
第二天早晨，我磨磨蹭蹭地去找圣卢时，他已去邻近的那个城堡赴宴了。将近一点半钟时，我准备到军营去碰碰运气，好等他回来就同他告别。在一条通往军营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一辆轻便马车从后面驶回来了。当马车驶近我跟前时，我给它让道。驾车的是一个士官，戴着单片眼镜，正是圣卢。他身边坐着那位请他吃饭的朋友，我在罗贝的饭店里同他见过一面。我看见圣卢不是一个人，就没敢喊他，可我又想叫他停车把我捎走，就使劲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不认识的人在场一般都做这个动作——想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罗贝是近视眼，但我深信只要他看见我，就一定会认出我的。可是他看见我同他打招呼了，也还了礼，却没有停车。他飞驰而去，面部表情凝固，没有一丝笑纹，只是把手举到帽沿上，足足举了两分钟，仿佛在给一个不认识的士兵还礼似的。我朝军营奔去，但路还远着呢，当我跑到那里，骑兵团已在院子里集合了。人家不让我呆在院子里。我没能和圣卢告别，心里懊恼万分。我上楼到他宿舍去找他，他已不在了。我看见一群病号站在窗口观看骑兵整队，还有几个免去队列训练的新兵，一个老兵，以及那个年轻的业士。我上前向他们打听。
“你们没看见圣卢中士吗？”我问。
“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老兵说。
“我没看见，”年轻的业士说。
“你没看见？”老兵说，把我撇在一旁再也不理了。“你没看见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圣卢？他穿着簇新的裤子，帅极了！
军官呢的料子！一会儿上尉看见了非剋他不可！”
“什么！军官呢！别开玩笑了！”年轻的业士说。他因为生病留在寝室里，不去参加队列训练，试着和老兵耍嘴皮子，不过心里总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说的军官呢就是这种呢吧。”
“先生？”提到军官呢的那个“老兵”光火了。
他对业士不相信圣卢的裤料是军官呢感到非常生气。但他是布列塔尼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名叫邦居埃尔恩—斯代雷登的小村庄里，学讲法语就象学讲英语或德语那样费力气。他一激动就重复两三次“先生”，好有时间找到该说的话。经过一番准备后，他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了，其实也就是重复几个比别人掌握得要好一些的词语而已。但他不慌不忙，不心翼翼，避免在发音上出差错。
“什么！是这种呢？”他气忿地接着说，越说越气，越说越慢。“什么！是这种呢？当我跟你说军官呢，当—我—跟—你—说—这—个—，既—然—我—跟—你—说—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咱可不会吹牛皮。”
“啊！是这样，”年轻的业士被他这番理由说得心服口服了。
“瞧，那不是上尉来了吗？不，你看圣卢，你看他腿的动作，再看他的头，他象士官吗？还有单片眼镜，啊！甩来甩去的多带劲！”
我看见这些士兵光顾说话，把我冷落在一旁，便恳求他们也让我从窗口看一看。他们没有说不让，但也没有挪动身子。我看见德·鲍罗季诺上尉骑马飞奔而过，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他仿佛产生了幻觉，仿佛正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有几个行人围在军营门口，观看骑兵团开出营门。鲍罗季诺亲王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胖乎乎的脸，两腮饱满，一副帝王的福相，眼睛清澈明亮。他仿佛已进入奇妙的幻境，就象我似的，每当电车驶过，震耳欲聋的车轮声被寂静代替，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会朦朦胧胧地听见优美动听的颤音掠过寂静的天空，划出一道道波纹。我没有能和圣卢告别，心里非常懊恼，但我还是动身了，因为我只想早点回到外祖母身边：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城，每当我思念外祖母，想象她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形象仍然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外祖母，只不过我把自己抹去了，一点没有考虑我不在她身边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她的怀抱，摆脱那个纠缠着我的、骤然被她的声音召来的意想不到的幽灵。这是一个确实已同我分离的、上了年纪的外祖母的幽灵。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我外祖母上了年纪。她形单影只，听天由命，呆在一套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就是从前我到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我想象妈妈一个人呆着的那套房间——刚刚收到了我的信。
唉！当我突然走进客厅时（我没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见的正是这个幽灵。外祖母正在看书。我站在客厅里（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进入客厅，因为她还没发现我），我看见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从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过的问题，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针线活儿，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只有我一个旁观者，我一身旅行装束，我是外人，是摄影师，来给今生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拍张照片——这是一种特权，尽管转眼就会消失，但在我们回到家的一刹那间，能意外地看到我们不在家时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见我外祖母的一瞬间，我的眼睛确实象照相机那样摄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看见亲爱的人从来都要经过缠绵的温情加工，在温情永恒的运动中加工，不等亲人的脸孔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形象，温情先把形象卷进漩涡，使它同我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粘在一起，合二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额和脸颊反映了她思想深处最经常、最细腻的感情，既然每一个习惯的目光都有一种魅力，每一张心爱的脸孔都是过去的镜子，我又怎么能看见我外祖母那日益变得迟钝而衰老的形象呢？何况我们的眼睛反应我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场面，我们的眼睛也会象一出古典悲剧那样，对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不屑一顾，只保留能使剧情变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用一架照相机去看东西，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见的，就不是一个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马车，而是这个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是他摔倒时的抛物线，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结着一层薄冰。同样，如果老天爷偶尔和我们开一次残酷的玩笑，使我们灵活而虔诚的温情没有及时把绝对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隐蔽起来，而是让我们的眼睛第一个赶到现场，自由地行动，象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工作，这时，我们看见的将不是那个被我们的温情每天无数次地披上一件珍贵而虚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个死亡才会显示的身影。其实，如果不是温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个身影了。对我来说，外祖母还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一个个大同小异、互相重叠的透明回忆来看见她的。她总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她。一个久不照镜子，平时仅仅根据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脸孔是什么样子的病人，当在一面镜子中猛然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看见一张干枯而凄凉的脸孔上高高耸起一个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红大鼻子时会吓得后退一步，我就象这个病人，当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在这个属于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时间的世界的、一个生活着“随时间而变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意气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发上，在昏暗而沉闷的红色灯光下读一本书，满腹心事，满脸病容，一双有点失常的眼睛在书上来回移动，这时，我才第一次看见我外祖母这种精疲力竭、老态龙钟的真实形象，但仅仅在片刻之间，因为这个形象转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圣卢提出想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珍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时，他对我说：“我担保她会答应的。”不幸的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担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们的头脑对别人会产生各种印象，当我们任意运用这些印象时，就不假思索地担保别人会答应。当然，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们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会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或诱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动之以情，向人们施加有力影响，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是，别人同我们性格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这些困难靠我们排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要靠我们决定。有些行动，我们在想象中让另一个人做过一百遍，可以说得心应手了，可是真要让这个人干起来，就大不相同。我们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许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过于一个单相思的男人在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这种反感散发出一种难以消除的恶臭：在圣卢没有来巴黎的漫长的几个星期内，他舅妈一次也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看埃尔斯蒂尔的画，但我肯定圣卢给她写过信。
在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个人对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认为我从东锡埃尔归来时，应该先去向他请安，然后再回家？我母亲说不是这个原因，叫我不必大惊小怪。弗朗索瓦丝对她说过，絮比安就是这个脾气，会无缘无故地突然不高兴，但很快就好了。
可是，冬天快过去了。连续几个星期天气恶劣，常有暴风骤雨，夹杂着雪或冰雹。然而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壁炉里传来一阵咕咕声——而不是每天刮个不停的时强时弱的风啸声，扰得我心烦意乱，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边去——这是在墙上做窝的鸽子发出的叫声：这声音散发出彩虹般的光环，象突然开放的第一朵风信子花，轻轻撕开充满养料的花心，绽开出柔滑如缎、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象一扇敞开的窗户，把第一个晴天暖融融的阳光送进我那间仍然紧闭着门窗的黑洞洞的卧室里，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又困又累。那天早晨，我突然发觉自己哼起一首咖啡馆的小调。这个小调，我可能是在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那一年听到过的，后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根据每天的具体情况，周围的气氛会对我们的机体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我们模糊不清的记忆中取出已被忘却的、虽然登记入册但还没有演奏过的曲子。我如梦如醉，如痴如迷，但却更清醒地听着我这个音乐家演奏，虽然没有一下听出演奏的是什么。
在我去巴尔贝克海滩之前，那里的教堂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当我到了那里，却感到这个教堂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迷人。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佛罗伦萨、帕尔马或威尼斯也一样，我的想象力也不能代替我的眼睛去看东西。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同样，在一个新年的晚上，夕阳西下，我在一个广告栏前产生了幻觉，以为某些节日和另一些节日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当我在佛罗伦萨度过一个圣周①后，我的记忆仍然把圣周作为这个花城的氛围，即使复活节披上佛罗伦萨的色彩，又使佛罗伦萨带点复活节的气息。圣周离现在还远，但圣周的那几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就象在黑暗中远远看见的农舍，被一道光线照亮，看得分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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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复活节前一周。
天气转暖了。我父母劝我出来散散步，这样我也就有借口和从前一样在上午出门了。我因为害怕碰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故意停了一段时间。可是正因为我不再出去散步了，心里反而老想着这件事，每时每刻都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出门的理由，而每一条理由都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无关，这样我也就骗得自己相信，即使她不存在，我照样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散步的。
唉，真要是这样就好了！对我来说，除她以外，遇见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感兴趣；可是对她而言，只要不碰见我，不管和谁相遇，她都可以忍受。她每天上午在街上散步时，会有许多傻瓜——她认为是傻瓜——向她致敬。但她认为这些人是想讨她喜欢，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偶然碰上的。她高兴时也会叫他们停下来，因为有时候人们需要摆脱自我，让别人向自己敞开心灵，只要是一颗陌生的心，不管它多么平庸，多么丑陋。可是她恼怒地感到，她在我这颗心中看见的仍然是她自己。因此，尽管我有别的理由和她走同一条路线，但当我从她身边经过时，我仍然象犯了罪似地浑身颤抖。有时，为了不显得过于主动。我勉强给她还礼，或者只用眼睛看她，不同她打招呼，这样一来，她就更加气恼，而且开始认为我傲慢无礼，没有教养。
现在，她穿的裙子更薄了，至少颜色更浅。她沿街而行。街上，在错落不齐地掺杂在古老而宽敞的贵族宅第中间的狭窄店铺前，在黄油店、果品店、蔬菜店女老板的屋檐下，已经挂起了遮阳的卷帘，仿佛春天已经来临。我心里思量，我远远看见的这个沿街缓行、边走边打开小阳伞的女人，在行家们眼里，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她这些动作优美动人，妙不可言。然而，她只管朝前走：她那单薄而倔强的躯体并不知道人们私下对它的赞誉，毫不考虑别人对它的评价，自行其是，披着一条紫罗兰色的斜纹绸肩巾，拼命地挺起胸脯；那双明亮而无精打采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可能已经看见我了；她咬着唇角；我看见她抬起暖手笼，给一个穷人施告，或向一个卖花女买了一束紫罗兰，她那种好奇的样子和我观看一个大画家挥毫作画时的神情毫无二致。当她走到我跟前时，朝我点点头，有时还会赐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仿佛为我画了一张水彩画之后，还在这张杰作上亲笔题词似的。在我看来，她的每一件连衫裙都象是一个自然而必须的环境，象是她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封斋期①的一个上午，她在外面吃饭，我遇见她时她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天鹅绒连衫裙，领口微呈新月形。德·盖尔芒特夫人金色的秀发下露出一张沉思的脸孔。我不象往常那样伤感了，因为她脸上的忧郁表情和连衫裙的鲜艳色彩仿佛组成了一道高墙，把她同世界隔开，使她显得可怜、孤独，使我感到放心、宽慰。我觉得，这件连衫裙向周围发出的鲜红光辉象征着她那颗鲜红的心，对这颗心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也许能给它安慰；德·盖尔芒特夫人躲在微波荡漾、神秘莫测的天鹅绒的红光中，就象是早期的基督教女圣徒。于是，我感到不该用眼光折磨这个殉教者，我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可是，街道毕竟是属于大家的呀！”
“街道是属于大家的”，我重复了一遍，但使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意思。我由衷地钦佩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走在这条常被雨水淋得透湿、变得和意大利古城的街道一样宝贵的大街上，夹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让自己隐秘的生活加入到公众生活中，神秘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任人接触，就象那些异乎寻常地免费供人欣赏的名画一样。每逢我彻夜不眠之后第二天上午又出去散步，到了下午，我父母总劝我上床躺一躺，想法子睡一会儿。要找到睡眠，只要有习惯就行，用不着考虑许多，甚至不考虑更容易入睡。可我下午既没有睡觉的习惯，也不可能不作考虑。入睡前，我老想着要睡着，结果反而睡不着；即使睡着了，还在想要睡着。这不过是朦胧的黑暗中出现的一抹微光，但足以把我睡不着的想法反射到睡眠中；继而这反光又一次反射，使我感到我是在睡眠中产生睡不着的想法的；接着又一次新的反射，把我的觉醒……反射到一次新的睡眠中，我想对到我房间里来的朋友们说，刚才我睡着了，但我却以为没有睡着。睡眠中的幻影模模糊糊，难以辨认，必须有极其敏锐和虚幻的感觉才能把它们抓住。后来在威尼斯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夕阳早已西下，天似乎全黑了，但由于视觉和听觉一样有持续作用，即使天黑了也看得见天黑前的形象，所以运河上空就象余音萦绕一样，久久回荡着最后一线光亮；多亏这个余音的看不见的回声，我看见一座座披着黑天鹅绒的宫殿映照在灰蒙蒙的水面上，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似的。当我睡不着时，我经常想象一个海景；这一海景同它在中古时代的景象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经常做的一个梦。睡梦中我看见大海的波涛凝固不动，就象彩绘玻璃上的画图，中间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一衣带水把城市一分为二；绿色的海水在我脚下延伸出去，沐浴着对岸一座东方风格的教堂和一些古老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十四世纪还存在，因此，朝它们走去，就仿佛在追溯历史。在这个梦中，大自然学会了艺术，大海变得具有中世纪风格；在这个梦中，我渴望做到并且以为做到了力不所及的事。这种梦，我似乎做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梦中想象的东西一般都属于过去，虽然从没有见过，却十分眼熟，所以我以为不是在做梦。可是相反，我发现我的确常常做这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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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的斋戒节期，即复活节前46天，节期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人在睡眠时会变得软弱无力，这一特征也反映到我的睡眠中，不过是象征性的：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朋友的面孔，因为人睡觉时闭着眼睛；我在梦中没完没了地为自己辩解，但当我想对朋友陈说理由时，我感到声音梗在喉咙口出不去，因为人睡眠时说话总是含含糊糊；我想走到他们身边去，但我挪不开腿，因为人在睡眠时不走路；突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满面羞愧，因为人睡觉时不穿衣服。因此，闭紧眼睛，抿紧嘴唇，捆住双腿，赤裸着身体，这就是我在睡眠中所看见的睡眠人的图像，它很象斯万送给我的那几张有名的寓意画，在画中乔托①把嫉妒女神画成嘴里衔着一条毒蛇的恶神。
圣卢来巴黎了，但只能呆几个小时。他向我保证，他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舅妈谈我的事：“奥丽阿娜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对我说，真诚地暴露了他的思想，“她已不是从前的奥丽阿娜，人家把她变坏了。我向你保证，她不值得你关心。
你太看重她了。你愿意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普瓦克提埃表嫂吗？”他又说，也不管我感不感兴趣。“她年轻，聪明，一定会中你意的。她嫁给了我的表哥普瓦克提埃公爵。我表哥人挺好，就是不太聪明。我同我表嫂谈起过你。她要我把你带去。她比奥丽阿娜可漂亮多了，也比她年轻。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你知道，是一个好人。”这是罗贝最近用更大的热情学会的表达方式，表示一个人性情温和：“我不能说她是重审派，应该考虑她所处的环境。不过她毕竟说了句公道话：‘假如德雷福斯是无辜的，那把他囚禁在魔鬼岛②就太可怕了！’你听明白了，是吗？此外，她对她从前的几个女教师都很好，家里人让她们走侧边的楼梯，她坚决不同意。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其实奥丽阿娜并不爱她，因为她感到人家比自己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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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探索用新的方法作画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具有生活气息的宗教画。
②拉美法属圭亚那沿海的岛屿，德雷福斯于1895年4月至1899年6月被囚禁在该岛。
尽管弗朗索瓦丝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同情盖尔芒特府上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甚至在公爵夫人不在家时也不能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因为门房很快就会报告上去 ——可她照样为圣卢来访时她不在场遗憾了半天。她没见着圣卢是因为她现在也经常出门。哪一天我需要她了，哪一天她必定出门。不是去看兄弟，就是去看侄女。最近她女儿来巴黎，出门就更勤了。我因为她不在我身边侍候我，心里很不愉快，再加上她去看望的又都是她的亲人，我就更加恼怒，因为我预料到她会把这种串亲戚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符合圣安德烈教堂的规定。因此，我一听到她解释就会很不公正地大发脾气，何况她说话的方式特别，我就更是怒不可遏。她从不说：“我去看我的兄弟了，我去看我的侄女了”，而是说：“我去看兄弟了，我‘跑着’进去给侄女（或我的卖肉的侄女）问声好了”。至于她的女儿，她要她回贡布雷去。可她女儿却不干，她学着风雅女人的样，讲话中插进一些缩语，听上去俗不可耐。她说，贡布雷没有一点趣味，在那里呆一个星期都受不了。她更不愿去弗朗索瓦丝的妹妹家，那里是山区，她说山区不怎么有趣。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使有趣这个词有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含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下不了决心回梅塞格利丝，她认为那里的人“蠢得不行”，在集市上，那些饶舌妇，那些“乡巴佬”会发现自己同她沾亲带故，会说“唷，那不是已故巴齐罗的女儿吗？”她宁死也不肯回到那里去定居，“现在她尝到巴黎生活的滋味了”，弗朗索瓦丝说。尽管弗朗索瓦丝思想守旧，但当女儿对她说：“嗳，母亲，如果你不能出门，就给我寄一封气压传送的快信来好了”，这时，为了使女儿高兴，她也不得不对这个新“巴黎女郎”的改革精神表示赞赏。
天气突然又转冷了。“出去？出去干什么？找死呀？”弗朗索瓦丝说，因为这个星期她的女儿、兄弟和卖肉的侄女都到贡布雷去了，她宁愿呆在家里。况且，她是我莱奥妮姨婆的物理说的最后一个信徒，我姨婆的这个理论对她多少还有影响，因为，她在谈到这个不合时宜的倒春寒时又补充了一句：“因为上帝还没有息怒。”对她的抱怨，我只是无精打采地付之一笑。她的预言丝毫也不使我感兴趣，因为无论如何我会有好天气的。我仿佛已经看见菲埃索尔市①的山顶上初升的太阳发出万道光芒，我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浑身暖洋洋；眩目的光线刺得我眯缝着眼睛，象是在微笑；眼睑犹如用洁白的大理石做成的长明灯，弥漫着淡淡的红光。我仿佛又听见了意大利的钟声，不仅如此，意大利也仿佛随着钟声来到我的身旁。我一定能手捧鲜花，庆祝我意大利之行周年的纪念日的，因为自从巴黎出现倒春寒，林荫道上的栗树、梧桐树和我们院子里的那棵树，仿佛浸没在凛冽的寒风中，可是古桥的水仙花、长寿花和银莲花却迎着寒风吐出了嫩芽，就象养在净水中的娇花。记得有一年，当我们为封斋期结束后的旅行做准备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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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城市，位于一座山上，是古代伊特鲁立亚，继而是罗马的文化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