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又否定你刚才谈到的指挥官的选择自由，否定敌军对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可能有的预见性了。”

“绝对不是！你一定还记得我同你在巴尔贝克读过的那本哲学书吧，可能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丰富多彩。嗳！这又回到军事艺术上来了。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四种方案摆在一个将领面前，他可以作出选择，就象一种疾病可能会出现几个病程，医生必须早就料到一样。这里，人的能力高低强弱是决定局势的新因素。何以见得？比如说，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如要达到的次要目的，或时间紧迫，或兵力不足，或后勤供应困难）迫使将领在四个方案中选择了第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不如其他的理想，然而代价比较小，见效比较快，战区比较富裕，能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他起初实施第一对案。敌人开始不摸头脑，但很快就会识破他的意图。由于敌人阻力太大，他可能不成功——我把这叫做人的能力薄弱造成的偶然性。于是他放弃第一方案，试行第二、第三或第四方案。可是，他也可能佯装试行第一方案 ——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高明——以便牵制敌人的兵力，而在敌人以为不可能挨打的地方对他突然袭击。乌尔姆战役就是这样，奥地利将军马克在西边等候敌人，不料敌人却从他以为太平无事的北边把他重重包围。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很恰当。乌尔姆战役是包围战中较好的战例，将来还可能发生类似的战役，因为它不仅是将军们效法的典范，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尤其是一种“必要”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多样化），一种结晶的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毕竟是人为的。还是回到我们的哲学书上来吧，它就好比是理论原则，或者说科学规律，现实与它基本相符，但是，你回想一下伟大的数学家普恩加来①，他就不说数学百分之百的精确。至于我前面给你讲的军事条令，它们毕竟不那么重要，况且经常会有变化。就拿我们这些骑兵来说，我们正在搞一八九五年军事演习，可以说它过时了，因为它建立在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骑兵的战斗作用仅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恐惧。但是我们团里最聪明的教官，骑兵部队的精华，尤其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少校，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胜负取决于一场真正的混战，敌我双方刀剑相对，谁坚持到底谁就胜利，不仅指精神上的胜利，指造成对方心理恐惧，而且指物质上的胜利。”

“圣卢言之有理，说不定下次军事演习就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迹象了，”我的邻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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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恩加来（1854—1912），法国数学家。

“你能赞同我的观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你的意见似乎比我的更能引起我朋友的兴趣，”圣卢笑着说。或许因为他的同事和我之间开始产生的好感使他有点不快，也可能因为他正式看到了这种好感，认为有必要予以确认。“我刚才也许贬低了条令的作用。条令不断在变化，这是肯定的。但目前它们仍然左右着军事局面、作战计划和部队集结的方案。倘若它们反映了一种错误的战略观念，就可能成为失败的基本原因，这一切对你似乎太专门了。”他对我说。“你好好想一想，最能加速战争艺术发展的，说到底还是战争本身。在一次战役中，如果历时较久，我们将看到交战的一方会借鉴另一方的成败来改进自己的方法，而敌方也会得到提高。但这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炮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未来的战争——如果还有战争的话——将是速决战，人们还没来得及汲取教训，和平就已经恢复了。”

“你别太敏感了，”我对圣卢说，这是回击他前面所说的话。“我听你讲话可专心致志呢！”

“如果你不再生气，如果你还允许的话，”圣卢的朋友又说，“我想对你刚才讲的作一点补充。战役的模仿和雷同不只是和指挥官的思想有关，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也可能使他要求部队作出重大的牺牲，有些部队以一种极其崇高的忘我精神作出了这种牺牲，因而他们也就起到了某次战役中某个部队的作用，在历史上会作为战例被人们交替引用。就拿一八七○年来说，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圣普里瓦①，土耳其人②在维桑堡③和弗勒施维雷尔④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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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地名，1870年8月18日普鲁士第一、第二军团在这里攻击法军；使法军溃退。

②这里的土耳其人指旧时在法国军队中当步兵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1830年以前，阿尔及利亚一直是土耳其的殖民地。

③法国地名。维桑堡战役揭开了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的序幕，普军在这里突然袭击法军，法军被迫撤退。

④法国地名。维桑堡一战，法军惨败，继而集中在弗勒施维雷尔，但又被普军战败。这次失败导致敌军占领阿尔萨斯。

“啊！交替引用，太确切了！妙极了！你很聪明，”圣卢说。

圣卢的朋友列举的这几个战例我不是不感兴趣，每当有人象这样通过个别向我阐述一般时，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的。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指挥官的才能。我很想了解指挥官的才能指的是什么，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才华的指挥官会抵挡不住敌兵，而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却能扭转危局，克敌制胜。按照圣卢的说法，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就曾好几次反败为胜。我想弄懂什么叫军事才能，因此我要他们在我知道名字的将军之间作一个比较，告诉我谁最有指挥官的气质和战术家的天资。我知道这会让我的新朋友感到厌烦，但他们至少没有流露出来，而是不倦地、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感到我同寒冷的黑夜隔开了，只是时而听见火车的鸣叫——这声音只会使我在这里感到更加愉快——或报时的钟声——幸而离这些年轻人拿起战刀赶回营房还有一段时间；不仅如此，我甚至感到同外界的一切忧虑都隔开了，我差点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忘得精光。这得归功于圣卢，也得归功于他的朋友们，他们的热情似乎使圣卢变得更加殷勤；还因为这间小餐厅温暖宜人，侍者端来的佳肴美味可口。这些佳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食欲；有时它们的母体，自然界的一小块或一小段，如残留着几滴咸水的凸凹不平的牡蛎贝壳，残存在一串葡萄上的疙里疙瘩的枯黄色蔓藤，仍然环绕在它们周围，虽不能食用，但象一处风景那样遥远，富有诗意，使我在晚餐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忽而在一棵葡萄树下午睡，忽而在大海上漫游。有几次，菜肴的新颖特色是由厨师精心设计出来的，他把菜肴当作艺术珍品，配以自然的环境端上餐桌；一条用葡萄酒奶油汤汁烩制的鲜鱼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陶瓷盘上，犹如躺在绿油油的草丛中，鲜艳夺目，永久存在，但因为是被活活地扔进滚开的开水中，故而显得歪歪扭扭，周围镶满了贝壳类动物、寄生动物，如螃蟹、虾和贻贝等，看上去活象是绘在贝尔纳·巴利西①的陶瓷品上的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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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利西（1510—1589），法国著名的陶瓷工和学者，发现了瓷釉的秘密。

“我好嫉妒，生气，”圣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影射我和他朋友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您认为他比我更聪明？您对他比对我更喜欢？您就这样心中只有他了吗？（那些特别喜欢女人、惯于在女人中周旋的男人，往往会开一些在别人看来有失大雅而不敢开的玩笑。）”

当话题由个别转入一般时，大家总避开德雷福斯案件，以免惹起圣卢的不快。可是，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同事挑起了话头，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军人环境中，竟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几乎成了反军国主义者，实在令人费解。“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插了一句，并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本想到此为止，没打算把前几天我给圣卢谈的看法再说一遍。但因为刚才那句话和我上次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又为自己辩解似地补充说：“这正是前几天……”然而，我忽视了罗贝对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钦佩的同时还完整地吸收了我们的思想，以至四十八小时后，他竟忘记这些思想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了。因此，对于我这个寻常的论点，圣卢认为应该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赞同，似乎这个论点本来在他头脑中久已存在，而我不过是在他的领地上狩猎而已。

“对极了！环境并不重要。”

他似乎怕我打断他的话头或不明白他的意思，紧接着又强调说：

“真正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人都要受思想观点的束缚！”

他稍停片刻，就象一个吃下食物很快就消化的人，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摘下单片眼镜，用螺旋钻般的目光盯着我：

“持同一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他神气活现地对我说。显然，他全然忘了他头脑中的这些想法是我前几天同他讲的。

我晚上到圣卢的饭店时，心情并不都是一样的。虽说我们的一个记忆，一种忧虑可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不再纠缠我们，但是还会回来，有时久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有几个晚上，我穿过城市到饭店去时，一路苦苦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连呼吸都感到很困难，仿佛我的胸腔被一个高明的解剖医生切开，割除了一部分，补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非物质的痛苦，补上了等量的怀旧和爱情。尽管刀口缝合很好，但当对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内脏时，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似乎比内脏占的位置更大，再说，不得不想着身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说它象什么，它又不象什么。不过我们变得更娇贵了。稍微有点微风我们就会叹息，是因为气闷，也是由于抑郁。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洁，星光灿烂，我便想：“也许她正在乡下，和我瞻望着一样的星星，说不定当我到饭店时，罗贝会对我说：‘好消息，我舅妈刚给我来了封信，她想见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不仅仅寄托在苍穹。一阵温馨的微风从我身边掠过，会给我捎来她的信息，就象从前在梅塞格里丝的麦田里，微风给我捎来希尔贝特的信息一样：人总是那样，会在另一个人的感情中掺入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而仅仅是他唤醒的朦朦胧胧的感情。而这些特殊的感情，我们身上总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趋向真实，也就是使它汇合到一种更普遍、为人类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还有人给我们酿成的痛苦，只能使我们同这种普遍的感情沟通：当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类普遍爱情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时，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我现在感到的痛苦使我想起了我从前对希尔贝特的忧思，想起了在贡布雷，当妈妈晚上不在我房间时我感到的愁闷，同时也使我回忆起贝戈特小说中伤感的几页；德·盖尔芒特夫人、她的冷漠和不在我身边同我痛苦的关系不象是学者头脑中的因果关系，但我并不就此下结论说，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我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身体不是会出现一种漫射状疼痛吗？疼痛渗透到患病部位以外的地方，但一个医生压住痛点时，这些地方就会失去疼痛的感觉。可是在这之前，由于疼痛到处渗透，我们说不清楚是怎样的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疼，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肯定治不好了。我朝饭店走去，心里想着：“已有十四天没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十四天也只有对我才显得漫长，凡是涉及德·盖尔芒特夫人，我总是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已不限于临风叹息了，甚至连时间的数学刻度也呈现出痛苦，富有诗情画意。现在，每一天都象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山峰，变幻无常：走下山坡我感到可以忘掉一切，走上山顶我又渴望再见到公爵夫人，因而内心烦忧。我时而下坡，时而上山，在上下坡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收到一封信呢。”

当我到饭店时，鼓足勇气问圣卢：

“随便问一声，你有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

“有的，”他回答我说，脸色看上去不太高兴，“不愉快的消息。”

当我明白是他有了烦心的事，他得到了情妇的消息时，我才松了口气。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些不愉快的消息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他近来恐怕不能带我到他舅妈家去了。

我得知他和他情妇吵了一架，可能是在信上吵的，也可能她来过一次，早班车来，晚班车走。他们经常吵架，真真假假，好象总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她心情很不好，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跺脚，哭鼻子，就象那些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贮藏室里的孩子，不出来吃晚饭，也不说明缘由，当父母气急了，动手打他们一下时，他们就益发哭得起劲。

圣卢因为和情妇的关系出现裂纹内心异常痛苦。不过，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会使人曲解这种痛苦。他一个人呆着时，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他的情妇。想到她看见他精力充沛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想到她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他起初感到的忧愁也就在不可挽回的局面前消散了，那时的滋味是那样甘美，那样令人愉快，因此关系破裂一经明确，也会象和解一样使他陶醉。过些时候他再感到的痛苦便是继发性的痛苦症状了：当他想到她可能很想同他接近，可能在等他的一句话，而此间，为了报复，她可能会在某个晚上某个地方做某件事，他只要给她打个电报说他要去找她，她可能就不会干这件事了；想到别人也许会乘机而入，过几天再去找她会太晚，因为她可能被别人占有；想到这些，痛苦的波涛又会在他胸中翻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他的情妇保持沉默，这使他的痛苦最后达到了失控的程度，他甚至怀疑她可能藏在东锡埃尔或者去了印度。

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沉默被心爱的人利用，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增加等待一方的相思。世界上最没有比分离更能使两个情人朝思暮想的了！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跨越的障碍呢？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酷刑，会使身陷囹圄、被迫受刑的人发疯。可是，忍受心上人的沉默又是怎样的酷刑啊！这比保持沉默还要难以忍受！罗贝心里嘀咕：“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会杳无音信？她会不会欺骗我，同别人搞上了？”他还想：“我究竟哪里得罪她了，她居然这样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她可能恨我了，永远恨我了。”于是他拼命自责。沉默果然把他逼疯了，一是由于嫉妒，二是由于内疚。而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座监狱，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这个隔在两人之间的空无一物、但被遗弃者的视线不能穿透的空气隔板，是一堵非物质的、但又是难以逾越的围墙。还有比沉默发出的光更可怕的吗？它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失踪的女人，每一个都表现出对爱情的不忠诚。有时候，罗贝会突然心情舒缓，以为沉默即将打破，日夜盼望的信就要飞来。他看见它朝他飞来了，他留心着每一个声音，他的渴望仿佛得到了满足，他喃喃自语：“信！信！”他象这样隐约看见了一块想象中的温情的绿洲后，又回到了无穷无尽的沉默这块真实的沙漠中，焦急地等待着。

他一无遗漏地想象着绝交后的各种痛苦，但在别的时候，他却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就象那些不切实际地想要移居国外因而把所有的事务了结一清的人那样，不知道明天该想些什么，心中烦躁不安，他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象病人身上摘下的心脏，离开病人的躯体还在继续扑扑地跳动。不管怎么说，他情妇会回到他身旁的希望，给了他坚持绝交的勇气，正如坚信打仗能活着回来可以帮助人去迎击死神。因为在人类种的植物中，唯有习惯这种植物最不需要肥沃的土壤，能第一个出现在表面看来最荒芜的岩石上，因为如果提前设想同情妇断绝关系，也许最后事到临人也就完全习惯了。但是绝不绝交还不能肯定，这使他仍处在一种和恋爱相似的状态中，心里牵挂着这个女人。可他强迫自己不给她写信（也许他认为失去情妇的日子固然难熬，但同她凑凑合合地生活在一起更不好受，或者认为他们是吵架后分手的，必须等她来道歉，这样他觉得即使不能维持她对他的爱情，至少也可以坚持她对他的尊敬），而只到电话局去打电话（东锡埃尔刚开电话业务不久），向他安插在他女友身旁的一个贴身女仆打听消息或下达指示。这种电话联系非常复杂，占据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情妇不久前已搬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去了。她租下这座房子是因为和她要好的文人学士不断地向她宣传首都丑恶论，但更是为了她的动物，为了她的狗、猴子、金丝雀和鹦鹉，她的巴黎房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动物无休无止的噪声了。可是圣卢在东锡埃尔却是夜不成眠。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实在累得不行，就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他又讲话了，他想跑，他想阻止一件事发生，大声喊着：“我听见她的声音，您不要……您不要……”他醒了。他对我说，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在上士家里。上士竭力阻拦他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圣卢猜到他家里藏着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坏的中尉，他知道这中尉对他女友垂涎三尺。突然，他在梦中清楚地听见他情妇在性欲**时习惯发出的间断而规则的呻吟。他强迫上士带他到房里去。上士拦住不让他进去，被这冒失的行为气得满脸愤怒。罗贝说，此情此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这梦太愚蠢了！”他又说了一句，仍然喘不过气来。

但我后来确实看到有几次他想打电话给他的情妇，要求同她言归于好。我父亲不久前倒是装了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这对圣卢是否一定有用。况且，我觉得让我的父母——即使仅仅通过装在家里的电话——充当圣卢和他情妇的中间人是不妥当的，不管他情妇的情感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圣卢的恶梦慢慢从他头脑中消失了。在这严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找我，魂不守舍，两眼发呆。这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在我看来好象一排弯弯曲曲、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铁栏杆，罗贝待在栏杆后面，寻思他女友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她终于来信请求他谅解了。他刚意识到绝交已经避免，马上又看到了和解带来的种种不利。然而，他心里舒展多了，他几乎情愿接受新的痛苦。他知道一旦言归于好，不消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痛苦来折磨他。他没怎么犹豫。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终于确信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情妇他才犹豫的；既然能和好，那就和好吧。不过，她要求圣卢元旦不要回巴黎，好让她恢复平静。而他到了巴黎是绝对忍不住不去看她的。此外，她同意和他一起去旅行，可是要去旅行就必须有真正的假期，而德·鲍罗季诺上尉却不准假。

“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去拜访我舅妈的事得往后拖了。

复活节①我一定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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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活节日期无定，一般在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

“到那时我就不可能去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因为我要到巴尔贝克去。不能就不能吧，这无所谓。”

“列巴尔贝克去？可您从来都是八月份去的呀！”

“对，可是今年我身体不好，人家老早就会把我送去的。”

他怕我听了他的叙述后，会对他情妇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又说：“她表现得粗暴仅仅是因为她太直率，感情太专。其实她心灵高尚得很。你想象不出她的感情多么细腻，多么富有诗意。每年她都要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去过死人节。这‘很好’是不是？以后如果你能认识她，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尚……”他的讲话充溢着这个女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使用的词藻：“她真是灿烂辉煌，甚至有点神圣，你懂吧，她几乎是个神甫般的诗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借口，能让圣卢请求他的舅妈不等他来巴黎就先接见我。这个借口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圣卢在巴尔贝克时结识了大画家埃尔斯蒂尔，我想再看看他的画作。借口固然是借口，但也有几分真实。从前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是想让他的画引导我去理解和热爱比画更美的现实：比如说名副其实的冰雪消融的景致，外省一个真实广场，海滩上栩栩如生的妇女（最多也就是让他给我描绘象山楂树丛生的小径那样无法深入欣赏的现实，不是要他为我保存而是要他帮我发现现实的美）；然而现在恰恰相反，是这些画的独特风格和诱惑力激起了我的欲望，尤其是我想欣赏埃尔斯蒂尔的其他几幅画。

况且，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最不成功的作品，与那些比他伟大的画家的杰作相比，也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他的作品宛若一个封闭的王国，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和独一无二的内容。难得有杂志刊登研究埃尔斯蒂尔的文章，凡有这样的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那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他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时间不长，他是从神话题材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我在他的画室里有幸见过两幅神话题材画的照片），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受日本艺术的影响。

他的画有各种风格，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幅流散在外省。在莱桑德斯的一间农舍里，珍藏着他最美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就象磨石上镶嵌有辉煌的彩绘玻璃的夏尔特尔的一个小村庄，在我看来异常珍贵，它会激起我想去旅行的强烈愿望。收藏者可能花了几千法郎才买下这幅杰作，他如同星相学家，深居简出，躲在大路旁他的陋舍里，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一种使那些在某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心灵沟通、意趣相投的情感把我和这个人连结在一起了。但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提到，我心爱的画家有三幅重要的作品可能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因此，在圣卢告诉我他女友将去布鲁日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可以真诚地，出其不意地问他：

“听我说，可以吗？还是我们谈过的那个夫人，这是最后一次谈她了。你还记得埃尔斯蒂尔吧，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画家？”

“怎么啦？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我很佩服他吗？”

“记得，还有我们托人捎给他的那封信。”

“嗯，这是我想结识前面谈到的那个夫人（你肯定知道是谁吧？）的理由之一，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次要的理由。”

“是啊！怎么那么多插入语！”

“因为她府上珍藏着埃尔斯蒂尔的画，至少有一幅很美的画。”

“啊！我怎么不知道？”

“复活节埃尔斯蒂尔一定会在巴尔贝克的，您知道他现在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里。我很想在动身去那里之前看一看这幅画。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舅妈关系好不好，您能不能求求她——您可以在她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设法让她不拒绝我的请求——让我一个人——因为您不可能在那里——去看这幅画？”

“哪还用问？我担保她会答应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罗贝，我多么喜欢您啊！”

“喜欢很好，要是用‘你’称呼我就更好了，这是您答应过的，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打算离开这里吧，”罗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您知道，即使圣卢去休假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嘛。这对您也许少了些乐趣，但是我们会想方设法让您忘记他不在您身边的。”

果然，就在大家都认为罗贝的女友只好一个人去布鲁日的时候，听说德·鲍罗季诺上尉改变了主意，批准圣卢士官到布鲁日去度假，而且给的假期很长。事情是这样的。鲍罗季诺亲王的一头浓发是他的骄傲，他是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师的老主顾。这位理发师从前曾给拿破仑三世的理发师当过伙计。德·鲍罗季诺上尉同他关系很好，因为尽管他老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但对小市民倒也随和。但是，亲王在理发师那里至少有五年的欠帐没有偿清，葡萄牙牌香水、君王牌香水、烫发钳、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香波或发式，使亲王的欠账越来越多，自然理发师就更看重当场付钱，而且还有车马的圣卢了。热心的理发师了解到圣卢因为不能和他的情妇一起去布鲁日而闷闷不乐，便乘给亲王刮胡须之机同他讲了这件事。亲王被一件白大褂裹住了手脚，头仰着，动也不敢动，怕被剃刀割了喉咙。理发师叙述的一个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博得了上尉亲王的微笑——波拿巴式的宽容的微笑。他当然不大可能想到他的欠账，但是，理发师说的话可以使一个公爵发脾气，也可以使他发善心。反正他下巴额上的肥皂还没有擦净，他就批准假了，而且让圣卢当晚就动身。至于理发师，他平时是个吹牛大王，要吹牛就得会撒谎，用离奇的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这一次却例外，他帮了圣卢的大忙，不仅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而且以后再也没对罗贝提这件事，好象虚荣心就要撒谎，既然不需要撒谎了，虚荣心也就变成了谦虚。

罗贝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不管我在东锡埃尔呆多久，也不管我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罗贝不在，他们的马车、住房和业余时间都可归我支配，我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心想用他们的奢侈品和青春活力来帮助我克服我的弱点。

“再说，”圣卢的朋友们在恳求我留下后又说，“您为什么不每年都来呢？您不是也感到这里可爱的生活使您很快乐吗？

您甚至就象一个老兵，对团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把我称作老兵，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兴趣勃勃地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把我知道名字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德才分一分类，就象从前读中学时，我让同学给法兰西剧院的演员排一排队一样。如果圣卢的朋友在谈到一个我从来都是听人最先提到的将军（如加利费或内格里埃什么的）时说：“内格里埃呀，是最平庸的将军了”，继而抛出一个完美无缺、饶有趣味的新名字，如博将军或谢斯兰·德·勃艮第将军，我会感到又惊又喜，就和从前看到迪龙或法布夫尔的名字大势已去，被一个闻所未闻但突然变得赫赫有名的阿莫里击退时的心情完全一样。“啊！甚至比内格里埃还要卓绝？在哪方面？请给我举个例子。”我希望他们把团里的军官甚至包括下级军官作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想看他们是怎样区分军官的，从而掌握判断军人优劣的标准。在我最感兴趣、最乐意听人谈论的军官中，有一个是鲍罗季诺亲王，因为我见到他的机会最多。可是，尽管圣卢和他的朋友无不公认这个漂亮的军官管理他的骑兵中队成绩斐然，无与伦比，但他们谁都不喜欢他。当然，他们还是把德·鲍罗季诺先生同有些行伍出身并且是共济会会员的军官，那些独善其身，与别人很少交往，保持军士粗野外表的人区别对待，但似乎也不把他归入贵族出身的军官之列。不过，说实在的，即使在对待圣卢的态度上，他也和其他贵族军官大不一样。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知道罗贝还是个小小的士官，如果邀请他吃饭，他有权有势的家庭会感到高兴（要不是因为这点，他家才不会瞧得起他们呢），因此，当一个对年轻的中士可能有用的大人物到他们家作客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邀请圣卢去赴宴。只有德·鲍罗季诺上尉例外。他和罗贝仅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且关系很不错。亲王的祖父曾被拿破仑皇帝册封为元帅和公爵亲王，续而又同皇室联姻，后来他父亲也娶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妹，政变①后两次出任部长，但他仍然感到圣卢和盖尔芒特社交圈瞧不起他。既然和圣卢他们不志同道合，反过来他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也知道，尽管他同霍思措勒皇族②有亲戚关系，但在圣卢眼里他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庄园主的孙子；反过来他认为圣卢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父亲的伯爵领地是拿破仑皇帝给确认的（圣日耳曼区的人称之为重新册封的伯爵），向皇帝要了个省长的官位，后来又申请了另一个职位，但比起当国务部长的鲍罗季诺亲王殿下低一大截，得听从他的指挥，给他写信时称他为“阁下”。这个鲍罗季诺亲王还是皇帝的外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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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发动的军事改变。此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实行独裁，1852年12月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②德国古老的皇族。

可能比外甥还要近。据说，第一位鲍罗季诺公主曾随拿破仑一世流放厄尔巴岛，因而很受皇帝喜爱，第二位公主深得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在上尉那张安详的脸上即使找不出拿破仑一世自然的脸部特征，至少也能发现同样矫揉造作的威严；而他那忧郁而和善的眼神，长长的小胡子更能使人想到拿破仑三世。他和拿破仑三世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致发生了一件趣事：色当①战役后，他要求和拿破仑三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他被带到俾斯麦②跟前，普鲁士首相开始一口拒绝，就象拒绝所有人的要求一样，但他偶尔抬头看了看这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突然发现他和拿破仑三世十分相象，不由得惊呆了，于是改变主意，喊他回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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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东北边境马斯河畔的城镇。1870年9月，法军在此被普鲁士军打败，拿破仑三世举白旗投降，后被囚禁监狱。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0—1890）。任首相时，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

鲍罗季诺亲王不肯主动接近圣卢和团里另外几名圣日耳曼社交圈的人（然而，他却经常邀请两个讨人喜欢的平民出身的中尉），是因为他以皇帝自居，对他的下级一概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区分成两类。对于有自知之明的下级，他乐意同他们接近，因为他表面上虽然威严，其实脾气随和而开朗，而对于另外一些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下级，他便很少同他们交往，他不能容忍他们以高贵自恃。因此，尽管团里所有的军官都对圣卢殷勤、热情，而鲍罗季诺亲王因受某元帅关照，在工作中对圣卢倒也客气（再说圣卢在这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他从不把他请到家里。只有一次例外，出于无奈他邀请了圣卢，凑巧我又在东锡埃尔逗留，他要他把我也带去。那天晚上，我看着餐桌上的圣卢和上尉，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们各自的举止风度和优雅的仪表中分辨出了两种贵族——旧贵族和帝国新贵族——之间的差异。旧贵族至少有一个世纪不行使真正的权力了，他们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是教育给予他们的起保护作用的外衣——看作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骑马、击剑一样，没有认真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他们瞧不起平民，不愿对他们热情，免得他们得意，也不愿和他们不拘礼节，免得他们感到光荣；圣卢出身在旧贵族，他的血液里溶进了旧贵族的缺点，尽管他竭尽全部智慧，也没有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如果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平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姓名，也会亲切地同他握手，和他聊天（翘着二郎腿，双腿频频交替，头向后仰着，手握着脚，一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姿态），把他们称为“亲爱的”。相反，新贵族的各种爵位现在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爵位的继承人仍然原封不动地享受着他们父辈因功受封的巨大财产，这世袭的财产使人想起他们所居的高位，所指挥的众多人员，所结识的各式各样的高级人物；鲍罗季诺亲王出身于新贵族，他把他的门第看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权，即使在思想上没有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在身体上通过他的举止和仪表也有明显的流露。圣卢对平民可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挽起他们的胳膊，而鲍罗季诺亲王却会亲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们交谈，语气既和蔼可亲又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充满威严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蕴涵的淳厚。当然，这是因为他离大使馆和宫廷比圣卢更近，他父亲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职务，而圣卢那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脚握在手中的不拘小节的姿态在宫廷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象圣卢那样瞧不起平民，因为平民是新贵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第一个皇帝从中汲取了他的元帅和贵族，第二个皇帝在里面又找到了富尔德①和鲁埃②。

德·鲍罗委诺先生作为皇帝的子孙，除了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便不再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努力的目标，当然他父亲或祖父念念不忘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封存在他的头脑中。但是，正如一个艺术家雕刻一座塑像，完工多年了，他的思想仍继续在造型，与此相仿，鲍罗季诺亲王父辈念念不忘的东西已成为他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他的脸部表情恰恰反映了这些忧虑。当他斥责一个下士时，他那冲动的声音使人想起第一个皇帝；当他吐出一口烟时，他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情又使人想起第二个皇帝。当他穿着便衣经过东锡埃尔的街头时，从圆顶硬毡帽下的眼睛中射出来的光芒，使这个上尉的周围闪烁着一个隐姓埋名的君王的光辉，当他带着军士和粮秣住宿先行官踏进上士的办公室，上士会吓得双腿颤抖，因为这两个随从俨然象贝基埃③和马塞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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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尔德（1800—1867），曾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当过财政部长，参议员，国务部长，主张经济自由发展。

②鲁埃（1814—1884），法国政治家，当过司法部长，商、农和公共交通事业部长以及国务部长。

③贝基埃（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最亲密的合作者。

④马塞纳（1756—1817），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战争中功绩卓著，被拿破仑誉为“胜利女神宠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