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
“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 160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遽然去世，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首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年3月13日）。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
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
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
袁中道（1570 —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
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