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
《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
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为“竟陵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