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追溯到稍远一点的年代。一八六七年初我开始成为作家。这一年的头一个月，我自旧金山来到了纽约。不久后，我在旧金山所认识的，曾经任《新闻公报》记者，后来任《加利福尼亚人》编辑的查尔斯·赫·韦布建议我出一本小品文集。我的名声还没有大到能出这样的书的程度，不过我倒是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很兴奋，非常愿意试一试，只要有哪位勤勉的人愿意帮我收集小品文。我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因为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起，我就缺乏勤勉这个应有的品性。（也许说是 “当时便应有的”更合适，尽管对此大部分权威人士都有不同意见。）
韦布说，在大西洋沿岸各州我都有些名望。但是我非常了解，这些名望是非常有限的。就那仅有的一点，也不过是因为《跳蛙》这篇故事而已。阿蒂默斯· 沃德在一八六五年或是一八六六年旅行演讲的途中路经加利福尼亚州时，在旧金山，我将《跳蛙》的故事给他讲了一下。他要我记下来，交给他的出版商，也就是那个纽约的卡尔顿，以便能够将这些内容塞到一本小书当中去。那本书阿蒂默斯是准备用来出版的，还需要加入一些东西，以便增加点分量，使它能和定价相称。
文章被及时寄到了卡尔顿，不过他认为不怎么样，不愿意将它加进书里，因为那样只会突然多花些排字的费用。不过他并没有把它扔进字纸篓里，而是送到了亨利·克拉普那里，而克拉普却让它为快要倒闭的刊物《星期六新闻》送了葬。《跳蛙》被发表在了该报的末一期，成为了葬礼中最为愉快的小品文，美国以及英国的报纸立刻对它加以转载。文章自然赢得了非常广的名声，直到我谈到的那个时候，还非常有名气——不过我明白，被称道的只有青蛙，不包括我。我还是个没有名气的人物。
韦布将整理小品文的任务承担了下来。他将这项任务完成后交给了我，我将它拿到了卡尔顿的公司。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办事员，他将身体俯在柜台上，热心地问我想要什么。不过，当他发现我来是卖书，而不是买书的时候，他的热度立刻就降低了六十度，我上颚上的旧金牙则冷缩掉了四分之三英寸，牙齿也掉出来了。我非常恭敬地要求同卡尔顿先生讲话。他冷冷地说，卡尔顿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接下来，阻挠，留难的事都跟着来了，不过隔了一阵，我便勉强通过了界线，进到了至圣所。啊，至今我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对付过来的！韦布替我同卡尔顿约定了要见一面，否则的话，我还是无法越过那个界线。卡尔顿站起身来，很冲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