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我成为了一个四处演讲的人。我于一八六七年,在纽约进行了一次演讲,除此之外,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也作了几次。还在一八六八年,于整个儿西部进行了巡回演讲。这之后的两三个季度中,东部这条线又被加到了我作演讲的路线图上。

那个年代里,讲演会正在盛行。位于波士顿学校街上的詹姆斯·雷德帕思办事处正在北部各州和加拿大各地对这件事进行经办。雷德帕思为全国各地讲座的演讲会进行承办,每组六次或者八次,每个晚上一次,每次平均一百块钱。他得到的回扣则是百分之十。在那个季节里,每个课题的演讲,都可以先后讲上一百个晚上。在他的名单上写有很多吸引人的名字:亨利·沃德·比彻,约翰··高夫,安娜·迪金森,霍勒斯·格里利,佩特罗廉··纳斯比,温德尔·菲利普斯,乔希·比林斯,此外还有北极探险家海斯,爱尔兰演说家帕森斯,英国天文学家文森特,还有阿加西斯等等。他的名单上面,还有二三十个名声较差的男女,支付给他们的演讲费是二十五元至五十元不等。如今,他们的名字早已消失。他们不过是靠了巧妙安排才得以登上讲台。雷德帕思便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巧妙的安排。所有的演讲会都在非常迫切地要名人。雷德帕思同意了他们的祈求——不过有一个条件是:每为他们分配一次满座的,则必须有几个可能会令场内座位稀稀拉拉的相搭配。如此的安排令各地的演讲会在几年以内得以维持生机,不过最终还是垮了,这样,演讲的生意也便做不成了。

雷德帕思组织安排的主要特点便是诚实、善意、诚恳和勇气。他是无所畏惧的。堪萨斯州那些流血的时日里,他曾经是奥萨瓦托米·布朗的一个得力助手。他自始至终奋斗到底。他将命提到手上,夜以继日地干,还挣不到一晚上的住宿费用。他手下有一群胆子大的人,经常会受到支持蓄奴制的密苏里人、游击队以及现代自由骑士的追捕。至于那个冒失的游击队长,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正是他领导着游击队,四处追逐雷德帕思,不过雷德帕思回过来也对他们进行追逐。幸亏凭了战争中的机运,两个人在战场上从未见过面,尽管很多次都近在咫尺。

十年或者十二年之后,作为美国演讲业的头头,雷德帕思在波士顿谋生。距他在堪萨斯那段经历有十五六年之后,我成为了作演讲的人,而他恰好是我的经纪人。有一次,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在波士顿的特雷蒙旅馆所举行的一次记者聚餐会。当时我坐在首席,而雷德帕思坐在我同主席的中间。另外一个陌生人则坐在我的另一边。好几次,我都想同这位陌生人说话,但是他似乎无话可说,我也就不再去麻烦他。显然,他是个特别害羞的人,或许他头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个被叫到的是德雷帕思。提到这个名字,陌生人都会为之一震,似乎很注意。他的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将他的演讲丝毫不漏地听了进去。雷德帕思提到了他在堪萨斯的那些经历中的一些动人的事件。除了提到其他的一些事之外,他还说:

“我前后三次都几乎抓到游击队那强悍的头目,不过有一次他的确是逮住了我,不过他并不认识我,将我放走了,因为他说,他正在紧紧地对雷德帕思进行跟踪和追击,没有时间将精力浪费在微不足道的小鱼小虾上。”

接下来开始轮到那位陌生人讲话。当雷德帕思听到他的姓名时,就开始轮到他为之一震并特别注意起来了。陌生人一面不无情义地瞥了雷德帕思一眼,一面文雅地——甚至能够称是甜蜜地说:

“你清楚,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游击队头目。现在我能认识你,并将你放在心上,将你称为朋友,我非常高兴。”——接下来以感伤的口气说,“如果当时我便认识你,能够和你进行交往——只要友谊能够被保住——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比彻·高夫·纳斯比以及安娜·迪金森是众多演讲人中少数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价,并且正确确定自己的价钱的人。他们在镇上的价钱是二百到二百五十元,在城里是四百元。演讲会一直是靠这四个人来捞到一些利润的(只要天气帮忙)。不过一般只要碰到叫座率非常低的演讲人,就会将捞到的利润又全部折掉了。

有两个女人应该被归于叫座率低的演讲者那一类——奥利夫·洛根以及凯特·菲尔德——但是有一两个季节,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她们索价一百元,结果在两年中都被公认为能够满座的演讲人。在这之后,她们变成了叫座率特别低的人,很快便被搁在一边了。一八六七年,凯特·菲尔德在全国各地曾断断续续地有过那么一阵名声,这是因为在狄更斯那次非常成功的美国之行开始之初的时候,她在波士顿为《论坛报》写了几封有关狄更斯朗诵会的信——是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这些信受到了非常狂热的赞扬——几乎都到了崇拜的地步——这就将恰当的欢迎基调给定下了,因为当时举国上下都对狄更斯非常狂热。加上用“电报”写信给报纸是个新奇的令人诧异的事,所以各界人士们议论纷纷。凯特·菲尔德立刻成了著名的人物。到后来她走上了讲台。不过过了两三年之后,她的题目——狄更斯——就不再新鲜有趣了。人们曾经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不过她的讲演非常蹩脚,表达得也很矫揉造作,令人生厌。所以,等到国内人们那种想要看她的心情有所松弛的时候,讲台也就将她抛弃了。

她是个好人,不过对于她的一生来说,取得浮华的名声,都是一场灾难。这对她来说是无价之宝。二十五年中,她自己曾经千方百计地令生活过得像个样子。不过她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她在夏威夷群岛逝世,她的朋友们都非常难过,但是世人则忘掉了她。

奥利夫·洛根的名声是因为——只有引荐她的人才清楚是怎样一回事,非常明显,她的名声不是赢得的,而是制造出来的。她的确在报上以及不著名的杂志上写过并且发表过一些小东西,不过那些东西却没有蕴含着才华或是什么类似于才华的东西。靠着这些东西,她一个世纪都出不了名。她的名声是因为她的丈夫—— 一个拿低薪的小报记者——在小报上散播小道新闻才得以树立的。一两年之间,这类简讯不停出现,人们一拿起报纸就能够碰见:

据说,在纳汉特,奥利夫·洛根租了一间小别墅,预备在那儿避暑;

奥利夫·洛根坚决抵制在午后穿短裙;

奥利夫·洛根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在巴黎过冬,和这有关的报道失之过早;

奥利夫·洛根周六晚上参加了在沃拉克所举行的晚会,直率地对新作表示了赞赏;

奥利夫·洛根本来患有重病,现在已经康复。如果病情持续好转,从明日起,医生将不再发表公报;

……

这样每天都做广告带来了非常奇特的结果。奥利夫·洛根的名字为公众们所熟悉,就像当时其他的名人那样。人们往往饶有兴趣地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讨论,并对她的主张进行认真讨论。偶尔那些来自于偏僻地区的孤陋寡闻的人非常想要增加一点见闻,这就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到诧异的事:

“奥利夫·洛根是谁?”

听的人答不出来,弄得自己也很莫名其妙。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对这件事进行追问。

“她做过些什么?”

听的人再次呆住了。他们没有问过,也不知道。

“哦,那么她为什么会出名呢?”

“哦,是因为什么事吧。我也不清楚。因为从来都没有问过,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自己为了好玩起见,也经常向那些对她的言行名望谈论个不停的人提出这些问题。那些被问的人也为此感到吃惊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听信了人家的话,感觉她有名望罢了,其实却并不知道奥利夫·洛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如果他做过的话。

奥利夫·洛根凭借如此奇怪地建立起来的名声,登上了讲台。至少曾经有过两个季节,美国人都拥到演讲大厅去想要见她。但她只不过是衣着华贵,徒有其名。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持久的,尽管她一时间能够凭借这些东西每晚收入一百块钱。不过二十五年前,她便消失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了。

在我自波士顿到各地进行旅行演讲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伙伴。委员会的人将我送到旅馆,并道声“晚安”以前,我经常会有机会同他们愉快地聊聊天,在一起抽抽烟。各地都会有个委员,他们的身上别有绸布的符号。他们来车站接我,并派车将我送到了演讲大厅。他们坐到讲台上我后面的那一排椅子上,很是有点儿乐师的味道。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头头经常将我介绍给观众。但是,他们的介绍总是非常粗俗地进行一番吹捧,叫我很难为情,使我在刚开讲时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种风气是很蠢的。没有必要非对它进行介绍。作介绍的人似乎总是头蠢驴。他所讲的话都是一些客套话,并且总是杂乱无章,非常粗俗的,他还徒劳地想要将它说得有趣些。所以,在头个季度之后,我便总是进行自我介绍——当然也是很老套的介绍词。委员会主席是不欢迎我所作的这种改变的。在本地大众前神气活现地一站,再发表一个简短且又可怕的演说,这便是他生活的乐趣。如果不让他享受这个乐趣,他是受不了的。

开头由我自己作自我介绍的效果一度很好,但到后来却失败了。必须要将话说得非常当心,措词要经过周密的考虑,说得真心实意,好让到场的陌生人误认为我只不过是致介绍词的人而并不是进行演讲的人,也防止对演讲人赞美得过分而可能令陌生人讨厌。然后话将要说完的时候,才装作漫不经心地露出一两句,来表明我就是作演讲的人,刚才所讲的是有关于我自己的事,这样,效果一直都很令人满意。但是,正像我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报纸上会进行刊登,这个办法在这以后就不灵了。因为到场的听众心理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后来我开始采用在加利福尼亚时所遇到的一种介绍方法进行介绍。那是在红狗村里,一个既懒散又尴尬,体格魁梧的矿工非常郑重地创造出来的。听众将他的意愿违反了,非要坚持让他上台对我进行介绍不可。他站在那里,思考了片刻,说:

“我不太了解这个人。不过,我倒是知道至少两件关于他的事。一是他从未蹲过监狱;二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用差不多是沮丧的口气说)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这么个办法曾经一度很灵,后来报纸将它刊登了出来,就变得没有味道了。以后,我干脆将作介绍这一套给统统取消了。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大的冒险,不过这其中没有一次是令人难忘的。有一次我到了一个镇上,但却到得迟了,没有发现有委员会在那里等候,也没有见到雪橇。乘着月光,我逛到了一条街上,发现人们都在向前涌去。我断定,那是人正在前往演讲大厅——我没猜错——便走进了人流之中。到大厅时,我想要挤进去,但却被收票的给挡住了。

“请拿出您的票来。”

我躬下身子,小声地说,“没事,我就是要作演讲的人。”

他很郑重地将一只眼睛眯了起来,用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很大的声音说:“不,你不是。到目前为止,你们已有三个人这样混进去了。今天晚上下一个演讲者想要进去的话就要付门票。”

当然我付了。因为这是免除麻烦的最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