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e等对101名14～16岁的少年进行了皮肤电反应、心率和EEG的测定。大约10年以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关于这101名少年的犯罪记录，结果显示17名少年有犯罪记录，与无犯罪记录的少年相比较，他们的皮肤电活动低，心率低，低频的脑电活动较多。Raine等假说认为犯罪少年自主神经到大脑皮质的唤醒水平低是导致犯罪的遗传素质。
(2)遗传因素：众所周知，遗传因素在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中起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讲，研究遗传与个体行为关系多多少少要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很难肯定确立个体行为中哪些属于遗传决定的，哪些又是社会和环境决定的。从临床观察发现，父母有反社会行为或犯罪记录者，其子女的行为问题要明显增多。近代临床遗传学研究 (Thrishiansn，1977;Dalgaard等，1976)发现，单卵双生子与双卵双生子的共同犯罪率有明显差异，前者为35%，后者为 13%。明显地表明犯罪行为上具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双生子研究的缺点是，在同一家庭环境养育的双生子，难以确切地区分遗传与后天环境因素的不同作用。所以，Crowe等(1978)提出了寄养子研究方法，Crowe对成年罪犯等的寄养子研究证明，如生父是罪犯则其儿子也是罪犯的关联性较高，但是并不与养父有关联性。Rutter(1983)认为在少年犯罪成因上的遗传因素只有较少的重要性，并指出对那种少年反社会行为，持续发展到成年时期的屡犯，遗传因素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另一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他们调查了300例寄养子和他们的寄养家庭，这些寄养者都是在出生后就与亲生父母分开被寄养出去的。调查结果发现，亲生父母的犯罪或违法与寄养出去子女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有关，寄养在低社会经济水平家庭中，到成人以后可出现反社会性人格障碍(Cadoret 和 Stewart，1991)。在非寄养家庭中，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说明遗传因素在品行问题发生中的重要意义。
(3)生化改变：对有冲动、攻击性、反社会行为的个体的精神生化研究多集中在单胺类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5-HT及其两种代谢酶多巴胺-β-羟化酶(DβH)和单胺氧化酶(MAO)上。在成人中研究显示5-HT水平降低与攻击行为、暴力行为有关。在儿童和少年中发现，脑脊液中5- HT的代谢产物5-羟吲哚醋酸低的个体中，发生破坏性行为障碍(包括ADHD、对立违抗障碍和品行障碍)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