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特·霍尔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讨人喜欢。他共活了将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都献身于奴隶般的勤奋而又艰苦的编辑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我的父亲在一八四七年的三月二十四日离开了人世，那年我十一岁。自那个时候起，到一八五六年的年底或者是一八五七年的年初为止，我也曾工作过，并且一直都在工作——虽然不是非常勤奋，非常乐意，而是非常烦躁，非常懒惰。对于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气，又厌恶倦怠，并且在没有人进行监视时，总是想方设法偷懒。
统计数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现在我已经快到七十三岁了。在我看来，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干过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懒散干活的那两三年可以被称之为劳动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有理由说，当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来时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并且永远不再是工人了。
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港，对我而言那并不算是干活，而是在玩，一种同以往那种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鲜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惊险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爱这个差事。
在洪堡山银矿的时候也是玩，并且光是玩，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活儿，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们干的，我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埃斯梅拉尔达银矿时，我也不劳动，因为希格比与罗伯特·豪兰都在我身边，我仍旧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那边的石英厂里，我干铲矿滓的活儿，那是真正的活计，非要我亲自拿着铲子去干不可，但我是个地道的懒汉，第二个星期末就退出了，这不仅是我自己愿意，并且给我工资的人也是同意的。开矿这一经历整整历时十个月，在一八六二年的九月底便结束了。
之后我又去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市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为了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两年多的领薪水的懒惰生活之后，我便从《晨报》的岗位上退了出来，那次退出便是恳求的结果，自然是老板的恳求。但我却不愁找不到饭碗，在那之后我出任了弗吉尼亚市《企业报》的驻旧金山记者，前后共历时两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