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许地山君的相识是起源于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那时候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吧。首先认识的是瞿菊农，其时他在燕京大学念书，招我到燕大文学会讲演，题目是“圣书与中国文学”，随后他和郑振锋、许地山、耿济之等发起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在万宝盖胡同耿宅开会，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头。我在那时与地山相识，以后多少年来常有来往，因为他没有什么崖岸，看见总是笑嘻嘻的一副面孔，时常喜欢说些诙谐话，所以觉得很可亲近，在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中特别可以纪念。
一九二二年的秋天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地山分大概已经毕业了好儿年了。那时我同老举人陈质甫瓜分燕大的国文课，他教的是古典国文，我担任现代国文，名称虽是“主任”，却是唱的独脚戏，学校里把地山给我做助教，分任我的“国语文学”四小时的一半。这样关系便似乎更是密切了，但是后来第二三年他就不担任功课，因为以后添聘了讲师，仿佛是俞平伯。他住在燕大第一院便是神科的一间屋子里，我下了课有时就到那里去看他，常与董秋斯遇见，那时名董德明，还在燕大读书，和蔡咏裳当是同学吧。不过不晓得因为什么缘故，据说燕大不大喜用本校毕业生，或者须得到美国去镀了金才有价值吧，所以地山在燕大当然不大能得意。他似乎是宗教学院即是神科毕业的，但他的专业是佛教，搞的又是文学，那也无怪他无用武之地了。他也到外国去留过学，不过不是英美而是印度，虽然也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究竟不同了。他也给在燕大的“引得编篡处”工作过，记得编有两大册关于佛经的引得，从前他曾经送给我一部，可是经过国民党的劫收，书籍荡尽，这书也就不可问，就是书名现在也不记得了。近日于故纸堆中找到地山的书札两通，都是与佛书有点关系的，这是我所保存的他的手迹了。其一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三十一日自海甸成府寄出的，其时燕大已经迁移在西郊了。
“启明兄：胡君所说的《义净梵汉千字文》是弟□（一字不明）买的，有工夫请您费神代为邮购，多谢多谢。请问近安，弟许地山谨曰。正月三十一日。”地山的字虽然并不难认，但用秃笔涂写，所以里边有一个字不能辨认，从文义上说该是托买，但在字形上看来有点像是寄字。其二云：
“《梵语千字文》已经收到，谢谢。正欲作书问价，而来片说要相赠，既烦邮汇，复蒙慨赐，诚愧无以为报。关于日本出版梵佛旧籍，如有目录，请于便中费神检寄一二，无任感荷，即颂文安，弟许地山，二月二十四。”
地山从留学回来以后，记得有一次听他谈印度的情形，觉得很是好玩。他说印度的有些青年人很可以谈得来，但是你得小心，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这并不是说他要欺骗你，其实他是蛮好的人，只是他们似乎有一种玄妙的空气，仿佛都是什么不在乎的样子，所以假如一个同学说定明天到他那里去，还约你吃中饭，最好还是不赴约，因为不但没有东西吃，他也不会在家里等你的。把世上的事情看得那么样的空虚，也的确是值得佩服，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决不看得轻微的，那便是他们特有的身份和阶级。印度于四姓之外还有 “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的隔离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在现代的商业上有不可免的交涉，于是便发生了很好玩的办法。譬如卖汽水的，这在印度夏天十分的必要，但是摊主是婆罗门，你却是戊陀罗，怎么能成交呢？那时便有一个卖土器的摊，一定设在汽水摊的旁边，你要吃汽水，必须先去买一个土器，随后拿着去买汽水，可是千万不要把杯子搁到摊上去，要等那主人把汽水开了，远远的举着，将汽水倒在你的杯子里，这才可以吃，到了吃完以后便将杯一摔，所以在那汽水摊旁必定有一大堆土器的碎片在那里。现在虽已事隔三四十年了，社会情形不知道有了什么改变。那时在学的青年现今正好有为，我记起地山的旧话，又想到前些时客人们“辛尼印地巴依巴依”的呼声，禁不住要微笑起来了。印度自从释迦牟尼以来，甘地曾经敢于走入“不可触者” 的部落去，一同生活，至于他的弟子们却仍旧是一班印度绅士罢了。
地山在母校不得意，终于跑到香港大学去了。不记得是哪一年，他忽然给我一封信来告别，并且附来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硬陶器所制的钟馗，右手拿着一把剑，左手里捉了一个小鬼，又一件则是一个浅的花盆，里边种着一种形似芋叶的常绿植物，这种植物一直种了十多年才死，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到了香港以后就没有再得地山的消息，后来听说他去世了，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旧友马五先生马季明是从前燕大的国文系主任，燕大搬到西郊以后我去上课，每周两次，都在他家里吃中饭，这就是饼斋的术语所谓“骗饭”的，听说也继了地山之后任职于港大，旧时还因柳君通讯之便寄语间好，可是也已归了道山，我所认识的马氏五位弟兄于是已经没有一个存留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