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三二一，爸妈‘杀广’了好可怜。随公，公很凶；随婆，婆又打。一心想随外公，外婆话又多，苦水只往肚皮搁。”
这是流传在思南县一些留守儿童口中的歌谣。这首令人心酸的歌谣正是贵州一些地方“留守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父母到外地打工，儿童只好随老迈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
精力有限、思想保守的老人们，与孙辈之间有着很大的代沟，既难以担负教育孙辈的责任，又难以管束孙辈。缺少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们自我放纵，反叛不羁，悲剧往往难以避免……
采食野生菌 4学生中毒身亡
6月25日是个星期日，德江县一中和青龙镇中学的学生们正在紧张地复习着，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学年考试。这天上午，在苏老师家租房子住的6名学生，相邀来到附近山上看书。
下午，6名学生看书归来时，提着一袋从山上捡回来的野生菌。当晚，6名学生煮好野生菌美美地吃了起来。谁知，这顿饭并成了他们当中4人的最后晚餐。
当晚11时许，一阵凄凉的呻吟声将苏老师一家从睡梦中惊醒。苏老师说，当他们赶到学生们的房间时，见6名学生倒在床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有4名学生鼻孔出血。苏老师忙与家人将这些学生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诊断，这6名学生是食用野生菌中毒，其中有4名学生由于食用毒菌量较大，抢救无效相继死亡。
4名学生中毒事件立即引起了德江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积极作手善后工作的处理。然而，当校方与这些人的父母们联系时，得知有5人是“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在广东等地打工，一时间赶不回来。
留守儿童 不时发生意外
德江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辖20个乡镇，354个行政村，总人口46.3万人，其中富余劳力达10多万人，外出打工富余劳力就有近10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年龄均在19～40岁之间。
稳坪镇离德江县城只有10来公里，该镇油庄村野流组的张连富一家，几年前，儿子媳妇就外出打工，将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张连富负责看管。张连富一边种农活一边看管孙子，日子过得非常辛苦。5月中旬的一天，张连富由于要忙着下地赶活，将两个孙子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看管。傍晚当张回家时，不见两个孙子的影子，叫上邻居四处寻找，几个小时后，张在自家粪池里发现了两个孙子的尸体。原来两个孩子在玩耍时，不慎掉进粪池活活淹死了。
在该县另一个村子，50多岁的杨某，儿子媳妇几年前前往广东打工，将两岁多的儿子留给杨看管。杨一边要干农活一边还得看管孙子，为了不让孙子出意外，每当她下地干活时，就将孙子放到家里装红苕的苕坑里。一天，杨老太要下地干活时，又像往常一样，将孙子抱到苕坑里，当她放下孙子时，孙子死死地抓住她的手，大哭起来。杨老太还以为孙子的哭是条件反射，狠心掰开孙子的手后下地去了。等晚上杨老太收工回家来准备抱出孙子时，眼前发生的一切让她傻眼了，孙子被一条大蛇死死地缠住，早就死在了苕坑里。孙子死了，杨老太自感无颜对儿子儿媳，还没等儿子儿媳赶到家，自己就喝毒药自杀。
留守儿童的歌谣 令人心酸
“一二三，三二一，爸妈‘杀广’了好可怜。随公(即爷爷)，公很凶；随婆，婆又打。一心想随外公，外婆话又多，苦水只往肚皮搁。”这是近日记者在思南县鹦鹉溪镇农村采访时，留守儿童们唱的歌谣。记者很难相信这首心酸而可怜的歌谣出自于一群小孩嘴里，他们几乎都刚长满乳牙，连发音也不清楚。村里的张老汉告诉记者，这首歌他们村里每个小孩都会唱，每听到这声音，自己都会流泪。
鹦鹉溪镇蜘蛛坝村的吕昌英老人已近70岁了，体质很差，但儿子女儿留下的5个孙子(女)跟着她。她无奈地告诉记者，她还干着一家人的农活。同样在该村。70多岁的田景和双老为儿子带养了2个孙子，其中大的孙子已满14岁，因缺乏管教，还在读四年级。
一位位老迈的老人，一个个稚嫩的孩子，构成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翻开鹦鹉溪镇户口花名册，该镇外出户的子女尚有80多名适龄儿童已到入学年龄无法入学，有部分家长外出的学生上中学后，语文数学双科总成绩不到50分。部分父母连孩子名字都没取上，老人们便随便给他们取名“王大毛”，“李二妹”。这些步入晚年的老人们不但“养儿防老”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还再一次接受了“育子”的重托和耕种土地的责任。
“我感到特别孤独。”邵家桥镇关坡村关坡小学11岁的赵标眼里含着泪告诉记者。赵标出生在深圳，半岁时父母将他带回了老家，留给了爷爷奶奶看管，在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5岁。“爸爸妈妈已经5年没有回来了，每年只在过春节的时候给我们带些衣服来。”赵标说，他每天放学后除了照看5岁的弟弟外，还要放牛。当记者问赵标“想不想爸爸妈妈时？”赵标回答：“每天跟着爷爷奶奶，我都快忘记爸爸妈妈的样子了”。
思南县邵家桥镇唐镇长告诉记者，全镇土地面积为89.9平方公里，人口3万4千多人，由于资源匮乏，很多农民便涌进发达地区的打工潮中，致使该镇成为县劳务输出量最多的乡镇，全镇8000多打工族中，有700户人家整户关门外出。
留守儿童的教育 老师的心头病
“今天田伟又和同学打架了，这是第几次我都忘了，苦口婆劝了多少次我也忘了。”邵家桥中学初二年级的老师朱熙告诉记者，田伟是班里的学生，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自己和妹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由于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管不住顽皮的他，经常跟着同学跑到县城网吧玩。
朱老师说，为这事他苦口婆心地劝过，也严厉地批评过，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朱老师说，他班上有50多名学生，父母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守在家的学生就有20多人。这些学生无论是学习、精神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性格也孤僻。朱老师说，他班上另一名寄养在姨妈家里的“留守儿童”，由于想买手机，偷了学校附近一商店的钱，被店老板知道后，该学生离开了学堂。
该县板桥乡初三年级老师田洪告诉记者，“有时候，老师真是痛心和无奈，出于职业良心，我们真想把每个孩子都教好，成为有用人才，可是学校教育只是孩子成长教育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更基础更重要的部分是家庭教育。”田老师称，他所在班的学生，在这次中考中只有两人考上高中，几十名学生都将流入社会，大多数的学生都将跟随父母外出打工。
板桥乡副书记田波告诉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直亲的亲情教育几乎成了一片“荒漠”。作为农村的孩子，很多学生的父母很小时候就把他们扔给上一辈老人，但是家里的老人往往思想保守和这一代孩子有很大的代沟。有时想管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方法陈旧，孩子无法接受，变得更具反叛性。父母远在天边，爷爷奶奶耳聋口钝，老师工作忙学生又多未必顾得上他，最后只能对着自己的影子流下清澈的泪。当一切习惯成自然时，一切似乎变得麻木了，本来就克制力弱的孩子就开始自我放纵，找不到方向，一切就无所谓了。
相关资料
远离父母，他们失去了什么？--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引子：父母离了乡，孩子怎么办？
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当前约有9900万农民工，流向城镇的劳动力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占迁移者总数的77%。像安徽、河南、四川、湖南、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在外的农民工都在1000万人左右。
如果我们把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看作是一个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能够将孩子带到城市读书的农民工还只是较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人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到城市，形成“留守儿童”群体。若每个农民工家庭以2个孩子计算（我国农村年轻家庭普遍有2个或2个以上的子女），再减去流动儿童的数量，则还有6755万个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有7918万个未成年的留守孩子。而伴随着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背后却是留守儿童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家庭的剧烈变动和变化。这支庞大的留守子女队伍中的很多孩子或生活在由母亲一人抚养的“单亲家庭”里，或过着由祖父母、亲戚代为抚养的“寄人篱下”的日子。由于家庭生活和教育的缺陷，无法享受正常的亲情关爱，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生自长着。
如何教育好留守子女，使他们健康成长，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思考：留守孩子的打工“梦”
理想：我长大了去打工
当前，农村留守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的最好愿望仍然是读大学，但大学并不能向所有孩子开放，农村升学的残酷竞争，使太多的农村孩子注定要从这条“独木桥”上挤下去。因此，除少数成绩特别优秀（按老师与家长的说法是前5名）的孩子选择要考大学，通过读大学走出农村并实现自己的理想外，绝大多数孩子都选择长大以后出去打工，认为外出打工是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惟一出路。
陈香（9岁，小学4年级）：“我的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我长大了出去打工，像爸爸妈妈一样，挣很多的钱，回来盖大房子，买好多东西。”
刘君（今年小学毕业）：“我的理想是当飞行员，但我想我做不到。还是初中毕业以后出去打工吧，多挣些钱，进工厂进公司都可以。”
王莉莉（初中一年级）：“我想初中毕业以后先去学缝纫，学会踩电车。我姑姑说她们厂里会踩电车的工人工资可高啦！”
刘强（初中二年级）：“我初中毕业以后去上武校，然后去广州当保安。我爸说保安这个工作不错，省力，赚钱，还不受人欺负。”
外出打工对这些留守孩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长大以后出去打工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愚昧无知，还是政策盲点？
孩子：向往与逃避
对“城市理想生活”的向往。当外出父母回家与家人谈起在城市的生活经历时，为了让孩子永远保持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更多地谈论城市的美好，甚至有意无意地炫耀。而有些父母由于长期不在家，心里总有一种负疚感总想找机会弥补，如寒暑假将孩子接到城里，带孩子逛公园、吃麦当劳，恨不得将城市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让孩子亲身体验一下。至于打工生活的艰辛，则一般不会让孩子们知道。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城市与农村鲜明的反差，慢慢在孩子心中构建起了未来生活的蓝图。
对学习压力和约束的逃避。某校初二年级的几个男生觉得老师讲课“无聊”，自己对学习又没什么兴趣，于是几个人一合计做出决定：集体去广州打工。经过周密讨论，他们商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等到被老师发现时他们已准备就绪了。另一个初中二年级男生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他与70多岁的奶奶住在一起。因为不爱学习，晚上多次偷跑出去玩，奶奶发现后便每到晚上就从外面锁上他的房门。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偷了奶奶400元钱，第二天一早只身去了广州。急得他爸妈到处求人找孩子，差不多忙活了一个多月才将他找回来。这些要私自外出打工的孩子多数是把打工看成了一种摆脱大人约束、摆脱学习压力或逃避现实的一种理想选择。
父母：无奈之举与理性选择
经济能力上的无奈。一个妻子在广州打工的初中教师，3个孩子都在上学。谈到3个孩子的未来，他认为自己和妻子加起来的收入，仅可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三个孩子若都考上了大学，也只得舍车保帅???哪个学得最好就使劲供哪个，另外两个就辍学打工去。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使得很多孩子不可能通过考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既然读不了大学，又不想当农民，也没有更好的路可走，就只能选择出去打工了。
成本与教育之间的理性选择。让我们看看希望孩子走打工路的父母们的理由吧。
“我给你算一笔账。目前小学每学期学费是240元，初中是700元，高中我不知道，但最少不会低于800吧？大学那就更别提了。总之，你算算，要是从高中起就不上学了，总共该省掉多少钱？还有，不上学，早给你找点事做吧，这做事能挣钱不？所以啊，不念那么多书简直就是有赚无赔！”
“知识就是力量？那不顶用。你算算，你上了一二十年学总共花了多少钱？你毕业后当一个中学老师，一年才能挣多少钱？还记得某某吗？当年是你同学不是？他初中没毕业就不学了，水平没你高不是？可人家去年一下子就挣了20万！你算算，你得挣多少年？”
“我告诉你，以前啊，上学是为求一个铁饭碗，所以上。现在呢，铁饭碗没了是不是？只要有钱，还怕没饭碗？所以啊，外出务工其实挺好，也不一定非上学不可。能认几个字，会算账就行。”
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之一：老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相对更低
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和教师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化他人”。在通常情况下，谁跟他关系密切，谁更使他信赖，谁的影响就大。当家长与儿童之间产生隔阂或较为疏远时，教师的影响相对来说就大，反之就较少。同时，对中小学生来说，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他们早期的亲子依恋、师生依恋等会影响其以后的人际关系。父母长期外出（2年以上），基本上就造成父母对孩子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权威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从而外在地加强了教师影响权威对孩子的影响。所以，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对教师亲密程度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孩子对父母情感上的依赖与需求以及权威认同向教师转移，并且重叠于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这一角色所致。
然而，遗憾的是，留守儿童对教师的这种亲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尽管农村中小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中冲突性比较低，但是师生关系当中消极性反应偏高，且进一步以年级和性别分组，消极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从教师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帮助要少于父母在家的非留守儿童。大多数教师认为：父母外出的“留守子女”学生大都是“双差生”，是班主任和学校的一块心病。一位校长概括如下：1.学习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应付性比较强；2.交友没有选择性，喜欢成群结伙、打架斗殴；3.花钱大手大脚，常沉迷于请客、看光碟、打游戏机；4.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带坏其他同学。因此，在此观念指导下，许多老师对这些学生采用一种“只要不出事，遵守学校的纪律，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管理策略，从而放任这些学生行为。
当然，进一步的探访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的生存现状以及教育法律上的不健全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
之二：“留守儿童”的另类生活世界
当农村父母外出的时候，通常把尚在念书的孩子留在了农村，他们或与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或投靠在亲朋好友家，或者就兄弟姐妹自己过活，从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从对孩子实施监护的托管人的层次与辈分，可把留守儿童新的生活世界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隔代监护型，即由祖辈???或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的方式。父母均外出，且有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家庭，基本上采用这种方式。这一监护形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由于监护与被监护的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得监护者在监护和施教时，通常是但求物质、生活上全方位的满足，而少精神和道德上的管束与引导；二是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且祖辈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多数祖辈在文化知识层次上属于文盲。因此，无论是从体力还是智力上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对孙辈的监护和教育的重任，特别是当有几个孙辈一并交由他们监护时，就更显力不从心。
二是上代监护型，即把孩子托给亲朋好友，叔婶、姑舅或要好的朋友。这种监护的特点是：一是监护人通常是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学业成绩和物质上的满足，以便好向孩子的父母交代；而对于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对于孩子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却少有关注。因为，亲戚朋友担心的是，如果管得多管得严，万一孩子半路跑了或出了什么意外，事情可就不好收场；如果不跑不出事，但孩子在父母回家把自己所受“待遇”告诉爸妈，则会把亲戚朋友关系弄僵了。所以，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基本上就行了；如果学业成绩也不差，那更是锦上添花。二是亲戚朋友通常也有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这样，在各方面的待遇上，留守儿童通常会从心理上有一种外来人的感觉，且易与寄养家的孩子发生矛盾。
三是自我监护型，即由于没有上面两种条件，或其他各种原因，监护的责任就让予了孩子自己。这种方式一般的情况是孩子里至少要有一个是上初中了。自我监护型的特点是：父母长期在外，觉得欠孩子太多，因而在金钱上就尽量满足孩子的需要，而对于孩子其他方面的需要和关注往往是鞭长莫及。据调查得知，一个孩子经常把朋友请到家里玩，有一个晚上光是电话费就花了300多元。
父母外出务工时，上述三种生活世界就成为留守儿童不同于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非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
之三：情感支持更多地依赖朋友
中小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包括母亲、父亲、教师、朋友四个方面。处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的情绪较多受到朋友和父亲的影响；而非留守儿童的情绪受到朋友、父亲、教师和母亲四方面的影响。处于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的情绪更多受到朋友社会支持的影响；而非留守儿童受到来自朋友和母亲两方面的影响。这说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孩子情感发展和支持体系由多元向单一的方向发展；二是留守儿童将更多的社会支持转移到了朋友身上。
朋友大都是儿童的同龄人，他们在人生经验、社会阅历、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等方面并不能够指导留守儿童，双方在一起更多的是相互倾诉或者是简单的劝解，不利于孩子情感的成熟和健康人格的发展。考察结果发现，留守儿童中性格内向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且前者神经过敏性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后者，留守儿童通常表现出激动、焦虑、性格偏向内向、神经过敏等性格特征。
当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需求既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又不能从老师那里获得时，他们就往往把这需求的满足转向朋友。但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朋友、朋友圈的质量如何却远非他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就能区别开来的。
之四：留守儿童社交和技能发展的负面影响
家长在儿童社会交往与技能的发展中的各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中包括：1.训导儿童，为其提供机会，使其锻炼身体，练习语言表达，增强认识和社交等方面的能力；2.使儿童与其周围亲属、邻居、社区和社会构成纷繁复杂的环境相适应；3.向儿童传递社会目标与价值准则，使儿童朝着父母和社会的目标发展；4.培养儿童待人处世的本领；5.指导纠正并帮助儿童制定自己的目标，计划自己的行动等。父母外出无疑造成了这种功能的弱化。
当然，父母在外出时，通常把孩子托付给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叔婶、姑舅或要好的朋友，或干脆就由孩子自己管自己，但托管人如果不乐意接受或者为了报酬等原因而接受抚养任务，主观上就容易出现将“养育”的责任转化为“监管”的任务，表现为重视孩子的安全、学习成绩，以便向父母交代，而忽视对孩子在生活习惯、思想交流、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关注。
通过对父母外出务工与父母在家的学生社会行为（包括违纪/多动、学习行为、情绪问题、交往行为、积极参与、坚持独立六个维度）的对比分析，发现：处于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行为”、“交往行为”、“积极参与”、“坚持独立”四个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数据表明：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与父母在家的孩子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困难、独立性差、坚持性差，不能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特点，即社交技能发展水平较父母在家的孩子来说要低。这说明，就小学生来说，父母外出对孩子的社交行为和技能的负面影响比较大。
呼吁：给留守儿童一点亲情和关爱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将继续，而伴随这种流动的背后却是留守儿童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家庭的剧烈变动和变化。那么，处于这种变化中的孩子，其生活、学习条件，以及发展状况将会如何？他们与父母都在家的孩子在身心发展以及学业成就方面的显著差别该怎样消除呢？
更加不可忽视的现象是，由于政策、现实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出现了重叠的现象：即从初中开始，为了在政策范围内顺利地继续升学念高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流动儿童从城市公立学校或民工子弟学校转学回老家，从而转化为留守儿童。也就是说，事实上的留守儿童人数更多。
从个性特征上看，留守儿童常常会表现为两种倾向：要么内向、孤僻、不合群，不善与人交流；要么脾气暴躁、冲动易怒；或者过分淘气，做出一些特别举动来吸引老师注意到自己。不少留守儿童还出现过早与异性朋友亲密交往，以及同性之间结拜姐妹、兄弟；或者异性之间（多是初中男生与小学高年级女生）结拜兄妹，最终发展成所谓的小恋人的现象。另外从家里偷拿较大面额的钱去买零食、玩游戏等现象在留守子女身上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仅拿对四川中部某县的一个乡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调查来说，其中一个班的留守子女高达74.5%。他们中有45%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3%的学习成绩优秀。
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参考资料：《中国农民工考察》，昆仑出版社；《中国政协报》等）
进城农民工的心里话
全国政协委员 陈清华
一、盼望撤销限制他们进城的体制性障碍
消除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使得城市真正接纳他们。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现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像一道高墙，阻碍着他们融入城市，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他们盼望尽快撤掉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这道障碍，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接纳他们融入城市。
作为国民的最大群体，企盼着享受到一样的国民待遇。现在他们进城，至少得具备身份证、婚育证、暂住证，住下后还要经常忍受针对他们的检查、清查、罚款和处理(现在情况有些好转)。小小几个证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漠然。
二、盼望自身利益能得到法律保障
迄今，国家尚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来保护这一群体进城后的合法权益。20多年来，很多农村家庭已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进城务工，相当一部分人既有稳定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固定住所，还在城里结了婚，生了子女。可是他们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包括社会养老、工伤、医疗、低保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一旦生病或受工伤，要么歇工、停薪，要么回老家。小孩大了，担心上学，没有户口进不了学校，也享受不到公共财政提供的义务教育。
他们盼望国家和社会根据他们这一群体的不同情况，制定或完善有关法律来保障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益。
三、盼望有“说话”的地方
进城农民工碰到疑难问题，根本不清楚该到哪里去反映、去解决。到法院打官司是他们最怕也最不愿意的事，一来他们没钱打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底里感到他们是很难赢官司的。所以他们采取忍让，实在无法忍让下去，就组织起来，采用一些过激行为来解决。这也是城市刑事犯罪案中，农民工占有相当比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盼望，在政府应有他们理直气壮说话、反映情况的专门地方（机构），就像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找各级妇联给他们撑腰一样。
四、盼望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分享到共同创造的巨大财富中的一些成果
调查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总体水平不但没有上升，而且略显下降趋势，农民工正成为城市中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工普遍清楚，是我国用工的极低成本，使得企业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从而产生丰厚的收益。但政府总得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分享到创造巨大财富中的一些成果，使农民工能够健康的生活，进而过得好些。
五、盼望能有学习培训和提高的机会
学习、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他们普遍反映，现在进城务工真不容易，用工业主要求越来越高，而他们本身文化程度偏低，又没有一技之长，只有盲目流动，干那些城里没人干的活。他们盼望各级政府建立针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制度，把针对他们的培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能在自己家乡有机会接受技能培训，使他们的素质在离开家门前就得到提高，去适应城市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知，农民工是朴实勤劳的，他们盼望得到的东西是合乎情理的。愿我们的国家、城市和社会，共同来关注农民工，使他们的盼望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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