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当代的作家、诗人，回顾历史，尤其回顾中国新诗的百年史，根据我掌握的知识与资料来说，我以为现当代中国新诗的生活与精神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歌，二是古典诗歌，三是外来或舶来的翻译体诗歌。这三个方面的源流，分别伸向了三个向度的广阔的生活领域。民歌是指中华56个民族的原生态民歌；古典诗歌是指中国的历代诗歌；而外来的舶来诗歌，是指翻译过来的现当代的世界诗歌，尤其“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诗歌，就深受翻译诗歌浸淫。可以说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就一直沿着这三个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相纠结、互相给力的向度伸向宽广的现实生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生活源头之说的思想，正体现与概括了文学包括新诗创作的普遍原理，无疑是正确的，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相信，大凡真正优秀的作家与诗人，都会坚定生活第一的观念，不断走向生活，深入生活，并将生活的赐予当做写作或表达的内容，从而不断创作出经得住生活与时间检验的精品佳作。
结合我自己的生活与学习、创作与实践来说，我感到什么时候生活给予我的感受宽阔深刻，什么时候学习给予我的启迪独特新颖，什么时候创作给予我的自由丰富灵幻，我什么时候的写作就表达得好，作品就有读者共鸣、就有专家认可、就有同行叫好。可以说我这一滴水，恰好证明了创作必须树立“生活源泉”的观念。因为生活是多元无极的，它大于想象，甚至大于思想，它以它此刻现实的存在，给当下的作家诗人以激情、以思想、以丰富的表达手段；同时，它又以它彼时历史的延伸与地域的辽阔，把作家与诗人引向深层的叩问与悠远宽阔的想象。可以说“生活源泉”的理念如果不被误读与曲解，不被妖魔化与政治化，我甚至认为，它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与真理。我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创作理念。热爱生活，忠于生活，好好生活，为生活而努力创作，从而写出无愧于生活的优秀作品。
我不是评论家更不是理论家，关于深入生活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我想结合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体会，来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途径”与“方法”的问题，虽然说不上 “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个人获取生活发现或发现生活的途径与方法。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寻找途径的过程离不开方法，运用方法找寻途径的过程，就是一个方法与途径结合的过程。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也只能融合着来说了。
前年底，也就是2009年底，我接受了中国作协委托创作一首长诗以祭奠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任务。其实，如果作协不交给我这个任务，我也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去创作一首有关的长诗，这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日子里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并在《诗人们，去写出你们的安魂曲吧》一文中明确记载。就是说我自汶川大地震后一直就有写一首长诗的计划，而作协的安排与我的准备不谋而合，并催促我提前动手了。接受任务后的2010年春节及其以后的半年里，我是在阅读灾难史、地震诗与反思地震文学等等书籍中度过的。从大年二十七至正月十五，伴随着窗外欢度春节的鞭炮，我深入了以下几个向度的生活领域，开始了“体验式”的生活：一是对刚刚过去不到两年的汶川大地震诗歌的再学习，咀嚼那些仍有生命力的诗句，寻找为什么时过境迁仍有活力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二是对反思地震诗歌的多部理论批评文集的深入研究，以寻找重新创作的理论支撑与精神领域的再发现；三是重读《神曲》及重新研究西方各位大作曲家创作的各不相同的《安魂曲》及其创作实践、背景与精神旨归等。通过这种阅读的“体验”，我进入了神游八荒、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我从西方伟大的作曲家威尔弟、马勒等等成功的创作中获得了有力的精神支援——换句话说，就是通过阅读与聆听这个途径，随风潜入夜式地深入了国外艺术家正视死亡、灾难、抚慰灵魂，为亡灵超度与救赎的精神生活，很丰富，很深刻，而且有境界。既是艺术的境界又是人格精神的境界，而音乐的意象与象征所实现的音符的表达，其浑然天成的旋律所给予我的启迪，使我对写好这首长诗有了极其充盈的自信。我对自己说：好了。你该去汶川北川青川了，该去与真正的亡灵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