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考经过一番折腾，总算考进了温州二中，归在金江老师名下，也算是歪打正着了。既然上了高中，三年后参加高考是顺理成章之事，怎么还会离不开一个“赶”字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金江老师当时只有30多岁，是个大有作为的青年作家。老师可能看了我的档案材料，指名要我担任班级宣教委员。我说不行，我们农村来的孩子都没学过普通话，而且初来乍到，还没学会温州话（家乡大荆说的是台州方言），交流都成问题，当班干部就免了吧。老师说：“就你了！大胆干，老师支持你。”没法子，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知道老师很忙，尽可能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让老师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金老师出版了《乌鸦兄弟》、《小鹰试飞》等寓言小册子，就送给每个同学作纪念。老师很少在课堂里讲自己的寓言，因为有教学大纲管着，不好随意发挥。但他常常在作文课上朗读我的“范文”，并交给同学们传阅。金老师大大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已有温州二中胡晓媚老师采写过，作为校本教材收录，本文不再赘述。）
有了金老师引路，我顺理成章会向文科发展。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右派总数未达标，需要“补课”。荒唐啊！可悲啊！老师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教工之家”大厅里贴满了大字报，火力渐渐集中到金老师的寓言上。上纲上线分析批判，每篇寓言拐弯抹角都可以挂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去。“教工之家”是老师们的活动场所，平时大门紧闭。我悄悄从窗户爬进去看大字报，越看越为金老师喊冤，越看越为金老师捏一把汗……结果可想而知，金老师没能逃过这一劫，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金老师走后，换了好几任语文老师，其中最赏识我的是临近毕业时的洪公达老师，他把我的作文推荐到报刊发表，并鼓励我报考文科。可是我父亲希望我子承父业——学医。而大荆家乡的亲友又建议我报考美院（美院的周昌谷、周昌米教授都是大荆人），希望家乡多出几个画家。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学校通知我去体检，我被报送进海军军官学校。
体检合格后，老师告诉我不用备考了，军校很快会派舰艇来迎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买来洗照片的材料，把每个同学的毕业照底片收起来，在一个温州同学家弄了个暗房，每张底片添印50张，然后交叉整理50份，每人一份，作为毕业纪念，这是我能为同学们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吧。
事情刚结束，学校里又派我去“高考宣传鼓动站”义务劳动，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宣传各校在备考中涌现的好人好事。鼓动站设在温州一中，出黑板报和油印小报，有时也外出去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