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内华达以后，我担任了旧金山《晨访报》的记者。而且我还是唯一的一位记者。没有别的人了。工作一个人干不了，可又不需要两个人巴恩斯先生是这么个想法，他是报纸的主人，自然比别人更懂得这一点。
每天早上九点钟，我便得上警庭去一个钟头，对前一晚发生的争吵事件作一个简短的记录。一般是爱尔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争吵。偶尔变化一下，也有两个种族之间的争吵。每天的证据往往是前一天证据的翻版，因此每天的工作极端单调。沉闷。就我所知，对之唯一有点兴趣的人要算是警庭的译员了。他是个英国人，却非常熟悉五十六种中国方言。每隔十分钟，他便换一种方言。这种锻炼使他精力充沛，脑子很清醒，和记者不一样。然后，我们得去高等法院，记录下前一天作的判决。所有这些法院都被列入“日常新闻”这一栏内。这些是新闻的可靠来源。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我们就找遍全市各处，尽可能搜集一些资料，用以塞进各栏而如果没有什么火警可以报道的话，我们就编造出一些来。
晚上，我们就往六家戏院去，去了这家去那家：每周七个晚上，每年三百六十五个晚上，天天如此。我们每一处停留五分钟，把戏剧或歌剧看上一两眼， 然后凭了这一点就“详细报道”这些戏和歌剧。并且，如人们所说，一年到头，每晚上绞尽脑汁，力争在说过了几百次之后，对这些演出说些什么新鲜的话。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四十年来，我每次在剧院外边张望，就不免像“雷缪斯叔叔”说的那样，感到不快至于里边如何，我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很少去看，也不想去看，不论人家怎么劝说，我这个习惯改不了。
从每天早上九十点钟到晚上十一点钟，为了搜集材料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以后，我便拿起笔来，用词句凑成拙劣的作品，报道的范围越广越好。这委实是可怕的苦差事，没有灵魂的苦差事，可说是毫无趣味。对一个懒汉来说，这是在服可怕的苦役，而我生来就懒惰。尽管我今天并不比四十年前更懒些，不过那是因为我在四十年前便已达到了懒惰的顶峰，因而再也超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