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委员们各出奇招。
徐振寰呼吁各级政府，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户籍壁垒，破除城乡分割，逐步取消各地对非户籍生入学条件的限制，把常驻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教育的日常管理。“可以尝试把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作为考核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重要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王晓龙则建议，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对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划拨相应的教育经费，减轻流入地过重的财政负担。“可以通过使用‘教育券’，即由流入地政府根据接受学生的数量向流出地政府报销适当教育经费，从而激发各地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积极性。”
“关键还是要下大力气杜绝乱收费现象。”徐振寰认为，各地应严格执行“一费制”标准，对农民工子女实行义务教育阶段登记管理制度，建立档案库，加强与其家庭联系，及时有效地了解学生学习、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据统计，我国有超过2亿农民工，而随迁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也从2007年的766万人，增加到如今的1126万人。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这些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该如何解决？”全国政协常委、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振寰语气中透出几分焦急。
“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没有本地户口，需要缴纳高昂的‘插班费’、‘赞助费’，孩子放在老家又带来很多问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留守儿童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刘合炳使劲点着头。在20多年前，离开乡村到城市务工的他，也经历过这些问题。
“一些农民工子女在离开原居住地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转，这也意味着其父母就业地没有给他们预算出相应的教育经费，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 ‘借读费’。”据徐振寰介绍，我国现行的经费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这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
徐振寰认为，一些流入地义务教育资源不足也使农民工子女成为“夹心层”。“农民工子女数量多、增长快、流动大，对地方财政、市政建设和管理，以及学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发展规划。”来自于建筑行业的刘合炳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农民工为一个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办学校发展滞后，常常必须租赁土地办学，加之校舍建设质量差、资金少、教师素质和待遇低，而这些负担和问题最终又转嫁到学生身上。
据了解，虽然目前一些地方探索实施了诸如扶持并提升以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和定点学校办学质量，让农民工子女有条件地享受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但问题依然很多。有的地方对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必须“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五年、有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