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的DJ。
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跟那些叽叽喳喳讲着南方方言的人，我们少有往来。
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个都有一把铁门上的钥匙。我们的铁门钥匙一直以来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奔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顺手把院门锁上。有时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发生在那个炎热的午后。
那时我做的是下午点档的一个音乐节目。我通常是在直播开始前的半个小时赶到电台。在夏天我有午睡的习惯。太太那天正好在报社拼版，中午不会回来。平时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离直直播只有半小时了。以往的这个时候，我已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堆唱片准备进直播间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铁门上的大黑锁，这才想起钥匙在太太的手上。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还有其他的人，结果我发现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手忙脚乱了起来。院墙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墙”，房间里又没有装电话。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脚。我站在铁门边，像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囚犯。然后通过门缝我看到了他。他是一个正好从弄堂里经过的小乞丐。他还是一个孩子，不会超过10岁。炎夏的午后，他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短裤，头发零乱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装满了宝物。
我喊住他，我想请他去巷口给太太打个电话。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我开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应该先给他一点零钱作为一种报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张百元的纸币便什么也没有了。我有些尴尬，我似乎还无法做到把100元当做是“零钱”给一个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