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战叛军，克复两京
郭子仪（697 —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得体貌出众，始以武举高等补为左卫长史，历任诸军使。天宝八载（749），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754）又因该地偏僻不能耕种，遂迁于永清栅北（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北），改横塞为天德军，以子仪为军使，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翌年，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在艰苦的平叛战争中，他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干和尽忠报国的思想。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十一月即攻占了东都洛阳。玄宗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并命他率军东征。子仪迅即率军出单于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收编了静边军，杀叛将周万顷，又于河曲击败叛将高秀岩，进而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开通了东陉（今山西代县东），为官军进军河北扫清了道路，因功加官御史大夫。
至德元载（756）正月，叛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被俘，河北大部分郡县失守。李光弼受郭子仪举荐，出任河东节度使，先进军河北，收复了常山。四月，郭子仪率朔方精兵出井陉，与李光弼合军，于九门县城南大败史思明军，接着又南攻赵郡（今河北赵县），俘虏四千人。郭子仪与李光弼回师常山，史思明又收集散兵数万尾随其后。子仪选骁骑轮番挑战，乘叛军疲惫之机，于沙河大败之。安禄山听说河北失利，急派精兵数万增援。当官军至恒阳后，叛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也随之而至。郭子仪一方面坚壁固守，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的灵活机动战术，使叛军昼夜不得休息。至六月，子仪见叛军疲惫不堪，遂与李光弼出军，于嘉山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活捉五千，缴获战马五千匹，史思明露发跣足狼狈逃往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官军声威大振。
这时，叛军西面受阻，南进不得，形势有利于官军。郭子仪与李光弼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但由于玄宗的昏庸，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二十万大军一战而瓦解，潼关失守，玄宗逃往成都，太子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也只得退守河东。
肃宗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平叛。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开赴灵武，时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朔方节度使。肃宗阅兵之后，大军南下彭原，逼近长安。宰相房琯自请讨伐叛军，反为叛军击败，丧师近万人。肃宗惨淡经营的军队损失过半，“唯依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叛将阿史那从礼率同罗、仆骨部五千骑兵出塞，诱使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人，欲袭击肃宗所在地。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罗支联兵进击，斩获数万人，遂平定了河曲，解除了朝廷的后顾之忧。
至德二载（757）三月，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原陷入叛军的唐官吏赵复等四人为官军做内应，郭子仪进攻蒲州时，内外呼应，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往安邑。子仪进兵永丰仓，击败叛将安守忠，遂收复了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
其时，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伪帝位，众叛将不服。唐肃宗欲发动攻势，以收复两京。四月，遂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赴凤翔（今陕西凤翔）肃宗所在地。子仪奉命率军西进，行至长安西清渠，遭叛将安守忠、李归仁阻截，相持七日，官军不能前进。五月，叛军以退兵引诱官军追击，设长蛇阵，分首尾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因清渠之败，引咎自贬，为尚书左仆射。
九月，肃宗请回纥出兵助战，以收复两京，怀仁可汗子叶护率精骑四千至凤翔。临行前，肃宗对副元帅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子仪表示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决心为收复两京以尽死力。十二日，郭子仪与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师凤翔，东取长安。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摆开阵势，郭子仪为中军，叛将李归仁率十万之众迎战，两军激战，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战，前后夹击，战至傍晚，叛军全线溃败，伤亡六万多人，余众逃入城内，叛将张通儒当晚弃城逃往陕州。官军一战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率蕃、汉兵乘胜追击，至潼关，连克华阴、弘农二郡。
十月，安庆绪命严庄尽调洛阳之兵十万增援陕州，与张通儒共拒官军，屯驻陕城之西，依山为阵。郭子仪率大军从正面进攻，回纥军从背后袭击。回纥军登山时，因搜捕伏兵，交战稍晚，官军初战不利。当回纥军在叛军背后出现时，叛军立即溃败，死尸满山遍野。严庄、张通儒丢弃陕州逃回洛阳，又很快与安庆绪逃往河北相州。子仪奉广平王进入东都，并于天津桥南陈兵侍卫。此时，河东、河西、河南的失地大部已收复，子仪因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命以兵仪军容于灞上迎接，并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十二月，郭子仪又返回东都，奉命经营北讨安庆绪事。
宦官谗毁，失权无怨
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仪于黄河之上击败叛军，并擒获叛将安守忠上献，遂入朝京师。肃宗诏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并亲自于望春楼等待子仪，进为中书令。不久，肃宗诏命九节度使合力讨伐安庆绪，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却不设立元帅。
十月，郭子仪率兵从杏园渡过黄河，军至获嘉（今属河南），击败安太清军，斩四千人，俘五百人。安太清逃往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据城而守。子仪遂乘胜进围卫州，鲁炅等节度使也相继来到卫州城下。安庆绪闻讯，调动相州之兵七万，并亲自南下救卫州。子仪先使射手三千人埋伏于营垣之内，并告诫他们说：“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两军交战不久，子仪假装兵败，退至垒下，伏兵立刻登上垒垣，乱箭齐发，箭如雨下，叛军纷纷中箭，只得退走，子仪遂回军追击，安庆绪大败而逃，其弟安庆和被俘处死。郭子仪一战而攻克了卫州，并乘胜追击，直指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其他各节度使也先后率兵抵达相州。安庆绪困兽犹斗，收拾散兵败将于城西愁思岗负隅顽抗，又被官军击败。此战前后斩三万人，俘获千余人。安庆绪黔驴技穷，龟缩在城内，派人向史思明乞救。官军遂包围了邺城。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困相州，筑壁垒两道，挖了三道壕沟，把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官军还堵截漳水，引河水灌城，城内井泉溢水，人们“构栈而居”，粮草俱尽，州城危在旦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久攻不下，官军懈怠，“上下解体”。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以为时机成熟，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北与官军决战。时官军多达六十万，李光弼军等先与叛军交锋，“杀伤相半”，郭子仪尚未布好阵势，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树连根拔起，霎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而溃。官军因无统一号令，诸节度使各自逃归本镇。郭子仪军退向河阳，毁河阳桥，以保东都。这次兵溃，朔方军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件，遗弃殆尽，损失极为严重。而且东都士民惊骇，纷纷逃往山谷躲避。
郭子仪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兵士相惊，又奔缺门（今河南新息东），诸将相继而至，将士仍有数万人。子仪依从了都虞候张用济的建议，以守河阳有利，即派都游弈使韩游瓖将五百骑兵急趋河阳，张用济率步兵五千人继之。官军刚至河阳，叛将周挚也随之赶到，见有官军守卫，即自行撤走。各节度使因相州兵败而上表请罪，肃宗皆释而不问，还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都留守。
相州之败，肃宗未责怪诸节度使，身为观军容宣慰使、实际上起统率九节度使作用的鱼朝恩不但不引咎自责，反因忌害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的责任都推到子仪的身上，并在肃宗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七月，肃宗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光弼为副帅，代领朔方节度使，从而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但他却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
当时，东都再次陷入叛军之手，史思明率军于河阳同官军猛烈交战，并数次西攻陕州，气焰嚣张。同时，党项也乘机侵扰边城。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多认为不应该把郭子仪置于散地，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上元元年（760）正月，以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却不让赴镇，仍留在京师，不过“假其威名以镇之”。直到九月八日，在朝官的强烈呼吁下，才命郭子仪出镇邠州（今陕西彬县）。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听说郭子仪已赴镇，遂撤兵而去。二十一日，肃宗又颁下制书，命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并征调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这一作战方案，李泌早已向肃宗建议过，不失为英明决策。如果能付诸实施的话，史思明有后顾之忧，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必将会加快平叛进程。但是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制书已颁下十来天，“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宝应元年（762）二月，河东节度使为乱军所杀，推立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绛州突将王元振也作乱，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朝廷担心太原乱军与绛州合纵联合叛军，不是一般将领所能镇服的，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子仪辞行时，肃宗正患重病，将他召入卧室，付以重托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叛军见河东兵乱，有机可乘，史朝义派兵包围泽州。郭子仪调定国军前去救援，叛军听说援军将到，即撤围而去。郭子仪至行营，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原来朔方将士不喜李国贞治军严厉，皆思子仪治军宽厚，故王元振乘机作乱。但郭子仪不徇私情，斥责他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四十人，皆处以死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知郭子仪惩治了乱将，也处死作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穆元振专权用事，自以为有翊戴之功，忌妒宿将大臣，以郭子仪功高难制，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又罢免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谗言坏了大事，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无二，以消除新即位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之心，遂将自灵武出师以来肃宗前后所赐手敕、诏书千余件，汇编成二十卷，上奏代宗。代宗看过之后，下诏书答谢说：“肤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以好言好语来安慰郭子仪。
七月，再次任命郭子仪知朔方、河东、北庭、泽、潞、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程元振忌妒子仪功高任重，屡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他。子仪心中忧虑不安，上表请解除副元帅、节度使职务，代宗安慰他一番，遂留其在京师。时承李光弼邙山新败，官军受挫，叛军谋攻陕州。十月，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雍王刚过弱冠之年，不熟悉军旅之事，代宗欲以历经战阵的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佐雍王平定乱军，再次遭到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的阻挠而止。
大历二年（767）十二月，郭子仪父亲之墓被人盗掘，官府未能捕获盗墓人。人们都以为鱼朝恩一向妒嫉郭子仪，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子仪也深知其原由。盗掘祖坟，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当郭子仪入朝时，人们都以为会喋血京师，公卿大臣也深感不安。可是当代宗向他讲述了此事，他却哭泣着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朝廷上下才相安无事。
尽管鱼朝恩一再诋毁、离间，坏事做绝，郭子仪对他仍是以诚相待。大历四年（769）正月，郭子仪入朝时，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将士们请内衣甲三百人随从侍卫，他又不允，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遂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朝恩亲来迎接，见其随从甚少，很感惊讶，子仪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且说：“恐烦公经营耳。”朝恩听了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着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郭子仪英勇绝伦，功高盖世，因此屡遭宦官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忌妒，多次失掉兵权，但他为人宽厚，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奉国，殊不介意。他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御敌边关，安定社稷
自安史之乱以来，西北的精兵猛将多调入中原参加平叛战争，而留下的多老弱病残，不堪战斗，吐蕃遂乘虚而入，几年间，西北各州相继沦陷，而且吐蕃势力还渐向内地延伸。因此，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廷又面临着边患问题。在平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已近古稀之年，又马不停蹄，投入了抵御边患的战斗中。
广德元年（763）四月，叛首史朝义刚传首京师，被置于闲散之地的郭子仪屡次向代宗奏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这位老将军已经洞察出吐蕃、党项等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再三提请代宗予以高度重视。七月，吐蕃军大举进攻，边将频频告急，大宦官程元振皆扣压不报，代宗一无所知。到了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又为吐蕃作向导，因此吐蕃军很快下邠州，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动。代宗这才知道吐蕃军已逼近京畿，急忙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并火速出镇凤翔，以抵御吐蕃。
时郭子仪闲废日久，手下部曲离散，至此召募，仅有二十骑。刚行至咸阳，吐蕃会同吐谷浑、党项、氐、羌等二十余万人，弥漫数十里，已从司竹园（今陕西周至）渡过渭水，循山东进。郭子仪兵马甚少，无法应敌，急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增加兵马，但却遭程元振拒绝。
代宗方调兵遣将，吐蕃军已过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措手不及，便仓皇逃往陕州，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长安，及至长安，代宗已渡过浐水。时射生将王献忠叛唐，率四百骑兵进入长安，胁迫丰王李珙等十王西降吐蕃。至城西开远门时恰遇郭子仪，郭子仪责备了丰王之后，便派人将丰王一行押送到代宗处。
吐蕃军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郭子仪循南山至商州（今陕西商县），收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军势渐振。代宗恐吐蕃军东出潼关，命他赴陕州。子仪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②随即命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以观察吐蕃情况。全绪与前光禄卿殷仲卿率守蓝田兵千余人渡过浐水，吐蕃一时不知虚实，有些畏惧。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纠集数百少年，夜间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遂惊惶逃出。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三天。代宗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
自代宗狼狈东逃，百官都归咎于程元振，谏官频论此事。程元振心里害怕，又以郭子仪新立大功，不想还京，劝说代宗以洛阳为都。代宗应允，迁都的诏书已颁下数日，郭子仪闻知后，迅即上表论奏此事，认为长安地势险要，东都久陷于叛军，残破不堪，表示愿练兵御敌，再造邦家。代宗阅完奏表，感动流泪，对侍臣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代宗驾还长安宫，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停车慰劳他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遂赐以铁券，并图子仪像于凌烟阁。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廷于各地多置节度使以制要冲之地。郭子仪认为现在平叛战争已经结束，而诸道节度使仍拥有重兵，“耗蠹百姓”，且易于割据称雄，于朝廷不利，遂上表请罢免诸道节度使。为使这项工作能顺利进行，请首先从他自身开始。广德二年（764）六月，罢免了郭子仪河中节度使的职务，子仪又请解除自己的关内副元帅之职，代宗未能同意。尽管郭子仪率先请罢免自己兼任的河中节度使职务，但由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阻力很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但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最终走上了叛唐的道路。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代宗召问郭子仪御敌方略，子仪胸有成竹地说：“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代宗遂命郭子仪出镇奉天御敌。十月，回纥与吐蕃军进逼奉天，诸将请战，子仪不同意，他说：“敌军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第二天夜里，子仪于乾陵之南布阵。翌日未明，敌军大队人马赶到，原以为郭子仪毫无准备，欲袭击奉天，忽见大军阵列，一时惊慌失措，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率五千骑兵追击。敌军至邠州，又攻不下，于是便渡过泾水而逃。十二月，代宗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以太宗曾任此官，坚决推辞不受。不久还镇河中。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假称代宗晏驾，郭子仪也死，再次勾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率三十万大军深入唐朝内地，在掳掠了泾州、邠州后进入礼泉（今陕西礼泉北）、奉天县境。唐代宗即忙命郭子仪屯兵泾阳（今属陕西），并亲自率兵驻扎于苑中。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方云合，把泾阳城围困起来。在强敌面前，郭子仪沉着镇静，一面使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而自己率甲骑二千人出入于阵中。回纥原以为郭子仪去世，代宗晏驾，才与吐蕃军联合进犯。至此听说郭子仪健在，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郭子仪派使者告谕回纥首领说：“昔回纥涉万里，勘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首领动心，欲面见子仪，子仪将往，左右劝谏说，戎狄不讲信用，不可深入虎穴。子仪为了社稷安全，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对大家说：“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铁骑五百护行，子仪又不答应，只以数十骑相随前往。回纥军见郭子仪走近，个个剑拔弩张。子仪摘下头盔，面见回纥首领，对他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回纥兵皆放下兵器，下马而拜。子仪又与首领共同饮酒，赠送锦彩联欢，誓结友好。子仪还乘机劝他们说：“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回纥首领应允了。吐蕃军见郭子仪独与回纥相来往，心中猜疑，遂连夜退走。郭子仪先派部将白元光与回纥军追击，自己率大军继之而行，在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击败吐蕃军。郭子仪冒险与回纥首领面晤，以诚相待，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化险为夷，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加实封二百户。
威镇天下，功盖一代
郭子仪威镇中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飞扬跋扈，屡次侵扰他镇，对朝廷傲狠无礼。郭子仪派其使者至魏州，田承嗣朝西跪拜迎接，他指着自己的两膝对使者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作乱，窃据了汴州，凡过往其境的公私财赋，一概扣留不放，运河交通阻断，唯郭子仪封币过其境时，不但不敢扣留分文，还令人武装护送。诸藩帅畏惧如此。
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人，“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部曲然”，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表现了他的取士得才，知人善任。他赏罚分明。郭子仪禁止无故在军营中走马。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了禁令，被都虞候杖罚致死，诸子向子仪哭诉，并说都虞候专横，被子仪斥退。第二天，他将此事告诉了幕僚，并叹息说：“子仪之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但郭子仪处事也偶有失误之处。大历十三年（778），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情刚正直率，子仪却以为他是武人轻视自己，心里怨恨他。孔目官吴曜正为子仪所信任，便乘机构陷他，子仪便诬奏张昙“扇动军众”，将他处死。掌书记高郢极力为张昙分辩，子仪执意不从，又上奏朝廷，将他贬为猗氏县丞。其僚佐见他处事如此不公，多称病请求离去。这时郭子仪才翻然悔悟，把求去的僚佐都向朝廷加以推荐，并说：“吴曜误我。”遂将吴曜从军中逐去。
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德宗即位。时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兼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观察等使，集多职于一身。代宗尝因他“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欲分其权又感到为难，经久不决。闰五月十五日，德宗诏令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罢免了其副元帅与诸使之职，以其裨将李怀光等人分领其任。
建中二年（781）夏，郭子仪患了重病，德宗命舒王李谊去郭府传达诏旨，表示慰问。六月十四日卒，时年八十五岁。德宗听到噩耗，为之震悼，废朝五日，并特下诏书，颂扬了郭子仪在平定内乱、安定社稷及保卫国家、“柱石四朝”的丰功伟绩，赠官太师，陪葬建陵。丧葬费用，皆由官府供给。百官依次前去吊哭。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德宗特恩准将其坟墓再加高十尺。在送葬那天，德宗亲至安福门，临哭送丧，百官陪位哭泣。谥曰忠武，配享代宗庙庭。
郭子仪家族贵盛，宅居长安亲仁里，占其四分之一。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甚至不能识别。每年俸禄收入二十四万缗，尚不计其他私财在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他为人宽厚大度，对国家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虽屡遭幸臣诋毁、失去兵柄而毫不介意。唐代史臣裴垍称赞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