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
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
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
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
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思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思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
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 “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
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
“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
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住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 “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