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盲目地排斥“异端” 凡是阿Q看不惯的，新奇的事物，他就视之为“异端”，就盲目地加以排斥。比如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油煎大头鱼用葱丝而不用葱叶，他就认为城里人错了。钱太爷的儿子钱少爷到东洋留学，辫子剪了，腿也直了，阿Q对他“深恶而痛绝之”。另外，他还十分讲究“男女之大防”，“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盲目地排斥“异端”，势必使得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反对变革，拒绝任何新鲜的东西，永远安于现状。
4、麻木，愚昧 阿Q又是个愚昧，麻木，浑浑噩噩的人。在一次赛神会上，他赌钱赌得正高兴，忽然间，“他不知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文中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他的一堆洋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人家抢走了。赵家被抢，这本不关他的事，但被抓到县衙门，他却糊里糊涂地招认了。他被从监狱了抓进抓出，心里很坦然，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圈圈的”。最后他被拉出去杀头，在游街示众时，“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精神上的愚昧麻木，使得他不能清醒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己的可悲命运，而迷迷糊糊，安安稳稳地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此外，阿Q还很健忘，受了欺辱，转眼就忘记了。他还常常爱欺辱比他更弱小的（比如小尼姑，小D等）。 这些，都是阿Q身上落后的东西，即弱点。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本身固有的，而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所造成的。他象压在大石头底下的上草一样，虽然生长了，但却因受到沉重的压抑而扭曲了，变态了。在旧中国这个人肉的筵宴上，同志阶级不仅吃掉了他的肉体，还“咀嚼了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即灵魂。鲁迅先生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刻画了阿Q这个人物，阿Q的不幸寄予了同情，对他的弱点，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当然，在阿Q身上也流露出了一点“亮色”，那就是，他和向往革命。这也是课本节选部分的内容。 先前，阿Q由于他那盲目排斥“异端”的陋习在作祟，曾错误地认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看到辛亥革命“使得举人老爷有这样怕”，赵太爷之流也如此惊慌，于是就开始“神往”，进而要“投向革命党”了。由于阿Q身上有着朴素的阶级意识，他很自然地发现了辛亥革命对自己的仇人（举人老爷和赵太爷之流）不利，而对自己有利，于是就四处活动，要积极投向革命党，虽然他的革命党还处在原始的，自发的状态，他对革命党的理解也有幼稚甚至错误之处，但他的那股革命热情是不容忽视的，革命这条路他是要走的。 阿Q最后会不会革命，在六十多年前，有人提出过看法。着名作家郑振铎先生一九二六年在当时的《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郑先生的意思是说，阿Q要参加革命，和他本来的性格不一致了，和他的性格不相符了。鲁迅当即指出：“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也就是说，阿Q的革命是有阶级根源的，是必然的。 合肥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