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我以前所论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战略路线，而且，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即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针、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会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做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像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希特勒也同样适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做过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 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他们，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的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场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像鲁登道夫本人所想像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发，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时候确实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的一切船舶，甚至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像古代的亚历山大和恺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钟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之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战争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出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会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手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拚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出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我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不计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不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以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提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能有人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