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标点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jù dòu〉符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 “└”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4]，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到了19世纪开始使用“。”作为断句。日本在8世纪时，使用返点和训点作为标点系统。

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 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眼下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2]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 “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文标点

西方标点源于古希腊。林著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铭文，用词连写，只是偶尔用直行的二连点和三连点分隔词句。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修辞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70年）的著作因为连写难以断句。林著指出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人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五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他的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为各语种普遍采用。欧洲各语种也逐渐形成自己的标点体系，英语标点是在18世纪晚期才完备的。

几千年来，汉语和西方一些语种的标点符号的发展和变化是有很大差异的，从宏观上考虑，也有相似的前进轨迹。那就是由字、词、句的连写，而逐步采用标点或非标点的方式断词断句；由不同地域、不同见解、不同学派采用不同的标点符号，逐步舍异求同，而在一个语种内采取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标点符号体系。

耐人寻味的是，人类在古代就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创造为数不多的标点符号却是步履维艰。中国在殷商时代已创造出甲骨文，发掘出土的甲骨片所载约有4 500个单字（可识者约为三分之一）。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已收篆文9 353字，从那时直到清末，得到共同认可使用的还只有句（。）、读（、）、表示着重的（.）、表示专名的（——）等几个标点而已，而且这些标点符号常常同其他符号（如评点符号）混用，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才有成为系列的12种标点。

古代希腊文明是令人耀目的。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已经是哲人辈出，为后世留下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文献。可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 ）、上圆点（˙）、下圆点（·），从无到有，且成序列，弥足珍贵。欧洲几个较大语种的标点符号，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最后定型。

标点符号的形状远比文字简单，而数量又远比文字为少，何以文字很早就能创造出来，而系统的标点符号却姗姗来迟，东方如此，西方也如此，这倒是值得文明史研究家思索的问题。

叹号是14世纪下半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的创造。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的叹号见于佛罗伦萨城邦执政官、作家科卢特乔·萨卢塔蒂的拉丁文著作《论法律和医学之高尚》1399年抄本（参见第二篇2．2）。德国刊印的书籍在16世纪开始使用叹号。英语和俄语的叹号出现于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1610～1611年写成的《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把“叹号”称为note of admiration（赞叹符）。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说叹号在句子“带赞叹”的口气说出时使用。1657年英语叹号开始使用现代名称 exclamation mark。

西方的标点符号在16世纪主要有朗诵学派和句法学派两个学派，主要是由古典时期希腊文和拉丁文演变而来，在17世纪后进入稳定阶段。俄文的标点是依希腊文而来，到了18世纪采用西欧的标点方法。

引号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先用双引号“ ”，内部如需再引用，再用单引号‘ ’，若再需引用，使用双引号“ ”，以此类推。直排仍保持双引号在外，改用『』和「」。

中华民国教育部：先用单引号「」，内部如需要引用，再用双引号『』。而双引号内部又需要引用，则再用单引号，如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