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画室里，虽然我体会到精神上的快乐，但是这丝毫挡上住我感觉到透明涂料的温热，房间那火星四溅的半明半暗，忍冬环绕的小窗外完全乡下气味的大街上被烈日烧灼的土地那持续的燥热。这一切包围着我们，我们已无法自主。只有远方的树荫才给太阳蒙上一层面纱。看到《卡尔克迪伊海港》这幅画叫我十分快乐。这个夏日使我感到意识不到的舒适，可能又象一条河流的支流一样，扩大了我的快乐。
我本来以为埃尔斯蒂尔很谦和。可是在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里，我用了“荣誉”一词时，我看到他的面孔因悲哀而稍稍变了样，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大错特错了。认为自己的作品永世长存的人——埃尔斯蒂尔正属于这种情形——惯于将自己的作品置于他们本人已化成尘土的时代之中。所以，“荣誉”这个概念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虚无世界进行思考，叫他们悲伤，因为这个概念与死亡的概念密不可分。
想不到无意间使这高傲感伤的乌云升上埃尔斯蒂尔的眉宇，我赶紧改变话题以驱散这片乌云。
“人家劝我不要到英国去，”我想到从前在贡布雷与勒格朗丹的谈话，而且希望就这一席谈话得知他的见解，便对他说，“说是这对一个已经爱好幻想的头脑不利。”
“哪里！”他回答我说，“一个人的头脑已经倾向于幻想的时候，不应该让它离开梦幻，不应该对它进行限制。一旦你叫自己的头脑离开梦幻，你的头脑就再也不理解自己的梦幻了。你将为千百种表象所捉弄，因为你没有理解那表象的本质。如果说有点幻想是危险的，那么医好这一病症的，决不是少幻想，而是更多的幻想，整个成为幻想。为了不再为幻想所苦，要完全理解自己的幻想，很重要。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大有益处，以至我自忖，是否应该象某些外科医生主张应该将所有儿童的阑尾一律割掉以避免将来罹患阑尾炎那样，早早就预防性地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
埃尔斯蒂尔和我一直走到画室的尽头，站在窗前。窗子在花园后面，朝向一条狭窄的横街，几乎是一条乡间小路。我们来到这里呼吸将近傍晚的清新空气。我认为自己离开那一小群少女十分遥远，正是下定决心牺牲一次看见她们的希望，我才终于听从了外祖母的请求来看埃尔斯蒂尔的。你寻找的东西在哪里，你并不知道，而且常常长时期回避由于别的原因每个人都请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料想不到，正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人。我毫无目的地望着这条乡间小路。小路从画室外紧擦画室而过，但已不属于埃尔斯蒂尔。
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小帮子中那个推自行车的少女。她快步沿着这条小路走来，乌黑的秀发上，戴着她那马球帽，帽子压得很低，下面是她那丰满的面颊和快活而又有些执拗的双眼。我看见在这条奇迹般幸运、充满柔情的许诺的小路上，从树下向埃尔斯蒂尔送过一个友好微笑的问候。这简直是一道彩虹，对我来说，它将我们的地球世界与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无法企及的地域连接了起来。她甚至走过来将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看见她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
“先生，您认识这位姑娘吗？”我问埃尔斯蒂尔，我明白他可能把我介绍给她，请她到他家来。于是，这间乡间景色环绕的宁静的画室，充满了更多一层的诗意。好比在一所房子里，一个孩子已经呆得很高兴，当他又得知，漂亮的东西和高贵的人非常慷慨大方，要无限增加他们的馈赠，正在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茶点时一样。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同时也一一道出她的其他女友的名字。我对这些女孩描写得相当准确，他道出她们的名字无甚犹豫。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我想错了，但是与一般在巴尔贝克的判断错误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店铺掌柜的儿子骑在马上，我轻易地将他们当成王子。可是这一次，我倒把属于相当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一些少女给安到一个可疑的阶层里去了。这个社会阶层问题，一开始时我最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盖尔芒特之家那样的上层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肯定，如果海滨生活那色彩斑斓的空虚没有在我看花了眼的双目前事先赋予她们某种魅力，而且她们再也不会失去这种魅力的话，说她们是大批发商的女儿，我大概也不会与这个概念胜利地抗争到底。现在，我只能对法国布尔乔亚是一个绝妙的最丰富多采的雕塑作坊表示钦佩了。多少出人意料的类型！从面部特征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面部线条上，又是怎样的决断，怎样的新鲜，怎样的质朴！这些迪安娜①和仙女竟然出自吝啬的老布尔乔亚阶级，我真觉得这些老布尔乔亚也是最高大的塑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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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安娜为希腊神话中之猎神。
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我还没来得及察觉，在她们那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又一个想法已经扎下了根。原来我认为她们是自行车运动员、拳击冠军的情妇，现在又觉得她们很可能与我们认识的某一律师家庭关系非常密切了。这些发现的错误，对一个人观念的改变简直具有化学反应般的瞬时性！
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什么样的人，我所知甚少。肯定她对于某一天她之于我如何，也毫无所知。甚至我在海滩上早已听人说过的西莫内①这个姓，有人叫我写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写成两个“n”，一点也料想不到这个家族对于只有一个“n”看得很重。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下，时髦玩艺越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不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并不比贵族的那些标记更毫无意义，但是，这些玩艺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诧。可能有过姓Simonnet的人干过坏事，甚至比这还糟。总而言之，据说，别人若是将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这西莫内家的人便要大光其火，犹如受了诽谤一般。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感到自豪，而他们为唯有自己姓只有一个“n”的西莫内、而不是两个“n”的西莫内，大概感到同样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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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莫内Simonet。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某些姑娘是住在巴尔贝克的。有一个姑娘家的别墅就在海滩的尽头，就是卡那维尔悬崖开始的地方。由于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挚友，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我和外祖母在一起遇到的那个姑娘正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当然，有那么多条与海滩成垂直方向的小街街角都很相似，我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认出那是哪一条街。人们希望记忆准确无误，但是就在当时，视觉就是模糊的。然而，阿尔贝蒂娜与走进女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虽然如此，此后，棕色头发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在我面前呈现的无数形象，不论此形象与彼形象多么不同，全都重叠在一起。如果我沿着回忆的线索上溯，在这个特征掩护下，就象在一个内部通道中一样，我可以从所有这些形象面前经过，而无法从同一个人中绕出来。反过来，如果我希望一直上溯到我与外祖母在一起那天路遇的那个少女，我必须再走到露天中去。我确信又找到了阿尔贝蒂娜，她与走在自己的女友中间，在散步中经常停下来，高出大海地平线的那个，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上述的形象依然与最初的那一个形象相分离，因为我无法在事后赋予她给我的双眼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刻对我而言她不具有的特点。不管概率计算能给我什么保证，在小街与海滩的转角处那样大胆地望了我一眼的，我以为可能会爱上我的那个双颊丰满的姑娘，我从来没有与她重逢过。
我在这一小帮子的各个少女之间犹疑不定，她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点首先使我心荡神驰的集体魅力。这种犹疑是不是又给上述的原因增加了一条，给我后来，即使在我最热恋阿尔贝蒂娜——是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期间，留下一种间歇的而且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呢？由于先在她的所有女友之间游荡，后来才固定在她身上，我的爱情有时在爱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某种“游戏”性质，这种游戏，象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使爱情先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来施加在她的身上。我心中感到不自在与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说不定与另一个人的形象也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闪电般的一瞬间，使我能够将现实化为乌有，不仅是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样的外部现实（我承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一种内心状态，在这种心态中，完全从自己心中引出我爱的人的特殊品格，特别性格，使得爱情对我的幸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甚至是内心的纯主观的现实。
“没有哪一天，她们当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从画室前经过，不走进来稍微拜访我一下的，”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如果外祖母叫我来看他的时候我立刻就来，很可能我早就结识阿尔贝蒂娜了。想到这里，埃尔斯蒂尔的话真叫我伤心。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想，她到海堤上会女友们去了。如果我早能和埃尔斯蒂尔一起到海堤上去，也会结识她们了。我编出一百样借口来，好叫他同意跟我到海滩上去转一圈。那个少女在那面小窗的窗框里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平静的。现在我失去这种平静。那面小窗，直到那时为止，在忍冬的包围中是那样动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了。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他要去跟我走几步，但是他不得不首先画完正在画的那幅画。这叫我感到快乐，快乐中又夹杂着折磨。他画的是花，但不是山楂花，刺玫花，矢车菊，苹果花——我如果要向他订一幅画，我更希望订画这些花的画，而不是一幅人物肖象，以便通过他天才的揭示，得悉我经常在这些花前寻觅而始终不可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埃尔斯蒂尔一面作画，一面与我谈植物，但是我听不进去。光是他一个人已经再也不够，他现在只不过是那些少女与我之间必要的中介。他的天才，一小会以前对我来说，还赋予他以威望。而现在，只有在他即将把我介绍给她们的那一小帮子人眼中，他将这种威望给我一点点，这威望才有价值。
我踱来踱去，巴不得他赶快画完。我抓住一些习作仔细端详。许多习作靠墙翻过去，一个压一个地摞在那里。我就这样碰巧发现了一幅水彩画。这幅画大概是埃尔斯蒂尔绘画生涯中很久以前某个时代的作品，使我特别着迷。一些作品不仅仅技巧高超，而且立意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诱人，我们竟然会将作品魅力的一部份归之于立意，似乎这种魅力，本来在大自然中就已经具有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描摹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作品使人特别着迷。这样的物品能够存在，甚至将画家的表现形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 ①。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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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刺激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①，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②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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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②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
埃尔斯蒂尔夫人来到，更要耽搁我们，我心里真难受。窗户的边边很快就成了玫瑰色。我们即使出门去，大概也要一无所获了。再没有看见那些少女的任何可能了。因此，埃尔斯蒂尔太太离开我们是快是慢，也再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呆很久。我觉得她特别令人生厌。小上二十岁，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她很可能是个美人儿。但是现在，她的黑发正在变白。她很普普通通，却又不朴素自然，因为她认为举止庄重、态度庄严乃为她那雕塑美所必需，而她的年龄已使她的雕塑美失去全部魅力。她的服饰极为朴素。埃尔斯蒂尔每时每刻都用含有敬意的柔情蜜意说：“我的美人加布里埃尔！”似乎只要说这句话，就会使他动情，使他满怀尊敬。听到他这样说，人们很受感动，但也感到惊异。后来，当我见识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绘画以后，倒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太太姿容增加了几分。我明白了，既然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整个的思考功夫，一句话，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更好地分辨这些线条，更忠实地重现这些线条，那么事实上，他早就将几乎天神般的性格归之于某种理想类型，某种准则了。这种理想类型可归结为某些线条，某些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阿拉伯花纹。这样的理想给予埃尔斯蒂尔的灵感，确实是那样严肃、那样要求很高的迷信，这种信仰竟然从不允许他感到满意。这个理想，就是他本人心中最秘不示人的部份，所以他无法将这理想看得很淡漠，无法从中得到激情，直到他遇到了这个理想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在一个女郎的躯体上，遇到了已在外部实现的这个理想。这就是后来成了埃尔斯蒂尔太太的那个人的躯体。从她身上，他得已感到那理想是崇高的，感人的，神妙的——只有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这种感受。直到那时为止，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美，顷刻，神秘地化成了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以结成卓有成效的情感一致的硕果。将双唇按在这美上，啊，心灵会得到怎样的宁静！
那时的埃尔斯蒂尔，已不再处于只期待思维旺盛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的青春年少时代，他已接近指望通过肉体的满足来促进精神充沛的年龄。我们精神疲劳了，往往倾向于物质至上；活动减少了，往往倾向于被动接受影响。精神的疲劳与活动的减少开始使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可能确有某些得天独厚的躯体、行业、节奏能那样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以致即使没有天才，只要描摹某一肩部动作，某一脖颈的紧张，我们就能创造出一幅杰作来。这是我们喜欢用目光去抚摸美的年龄，这美在我们身外，在我们身边，在一幅挂毯上，在旧货商店里发现的一幅提香所作的美妙画稿中，在与提香画稿同样美丽的情妇身上。我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每次见到埃尔斯蒂尔太太，再也不能不感到快乐，她的身躯也失去了沉重的臃肿，因为我用一个想法充满了她的躯体，那就是她是非物质的造物，是埃尔斯蒂尔的自我写照。对我来说，她也是一幅肖象画，对他大概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来说，生活中的材料是不算数的，只是显露其天才的一个机会而已。将埃尔斯蒂尔创作的十幅不同人物肖像画排列在一起去看，人们会清楚感觉到，首先，这些人跟埃尔斯蒂尔全是一家人。天才汹涌澎湃覆盖住生活，只有大脑疲劳了，渐渐失去了平衡时，生活才又占上风。好比一条大江，大潮涨来，江水倒灌之后，才又恢复正常水流。在第一个阶段中，艺术家逐渐摸索出自己意识不到的天才所具有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他是小说家，他知道，什么情景能向他提供素材；如果他是画家，他知道什么景物能向他提供素材。这素材本身无关紧要，但对他的探索必不可少，正如一间实验室或一间画室之必不可少一般。他清楚地知道，用柔和光线所产生的效果，用对某一过失改变看法而产生的内疚，用站在树下或半潜入水中美如雕象的一些女郎，他造就了自己的杰作。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他的大脑已经衰退，面对他的天才使用的材料，他再也无力进行心智活动，只有心智活动才会产生作品。然而他会继续寻找这些材料，为置身这些材料身旁而兴高采烈，因为这些材料在他身上唤起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乃是工作的激发剂。他会将这些材料笼罩在迷信的氛围之中，似乎它们高于一切，似乎艺术作品的很大一部份已寓于其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便蕴含着已经现成的艺术作品。与模特儿经常来往、对模特儿宠爱之极，如此而已，他不会走得更远。他会与一些已经翻然悔悟的杀人犯无止无休地聊下去，这些杀人犯的悔恨和堕落昔日曾构成他小说的题材；他会在薄雾使阳光变得轻柔的国度买上一处乡间住所；他会连续几小时地注视女人洗浴；他会收集好看的衣料。生活美好，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词，尚处于艺术境界之下。我见过斯万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生活美好是一个阶段，由于创作天才速度减慢，由于对促进创造天才的各种形式怀有偶象崇拜，由于希望少下功夫，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人，有一天大概就会渐渐蜕化到这样的阶段上去。
他刚才终于给他的花卉画上了最后一笔。我望了望花卉，又浪费了一会功夫。既然我知道那些少女大概再也不会在海滩上了，我望望花卉浪费时间，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即使我认为她们还在海滩上，浪费这几分钟就会使我错过与她们见面的机会，我也还是会看的，因为我心中暗想，埃尔斯蒂尔毕竟对他的花卉比对我与这些少女相见更有兴趣。我外祖母的天性与我完全自私自利截然相反，但她的天性仍在我的天性中有所反映。与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我对他一直装作很有感情或恭而敬之的人，在我面临着危险，而他只有点小麻烦时，我只会对他的烦恼深表同情，象什么大事一样，而将自己面临的险境视为小事一桩，因为我感到在他看来，这些事大概是这样的比例。如果实事求是地讲，甚至还有过之，我不仅不为自己所处的险境而悲叹，而且还要迎着这风险走上去；而对于事关别人的危险，则相反，哪怕自己更有可能为危险击中，也要尽量使别人免遭这种危险。这样做原因很多，说起来并不能为我增加光彩。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虽然我一味思考时，觉得自己将生命看得很重。但在我生命过程中，每当我为道德上的忧烦，或仅仅是精神上的不安而受到折磨时（有时这些精神不安是那样孩子气，我竟然不敢明说出来），如果突然出现什么意外情形，给我带来生命危险，这种新的思想负担与其它思想负担相比，是那样轻快，以致我会怀着轻松的感觉甚至是欢乐去迎接这种危险。虽然我是世界上最胆怯的人，但我领略过这样对危险的沉醉。在我理智地思考时，看上去这与我的本性是那样格格不入，那样不可想象。即使在一个完全平静而幸福的阶段，当出了某种危险而且是生命危险时，例如我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仍然不会不将他人置于安全的地位，而为自己选择危险的位置。相当数量的实践体验叫我明白了，我一直会这样做而且会高高兴兴这样去做时，我发现，与我一向自认为和肯定的相反，原来我对别人的看法是非常在乎的，这真叫我感到羞愧。
这种不可告人的自尊，却与虚荣、狂妄毫无关系。因为能使虚荣心与狂妄得到满足的东西，一点也不会使我感到快乐，而且我一直是力戒虚荣、力戒狂妄的。在有的人面前，我做到了完全隐藏起自己小小的长处，一旦他们知道这些小小的长处，对我的看法就会不那么平庸。对这些人，我从来无法剥夺自己的快乐，向他们表明，我更加热心的是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移开死亡的威胁而不是从我自己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我的动机是自尊而不是品德高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做法与此相反，我都觉得极其自然，我根本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如果我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义务感，我大概会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必须这样做，可能就会因他们不这样做而责怪他们了。相反，我觉得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明智的，同时也无法阻止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第二位。炸弹即将爆炸，我自己置身在他人之前。后来我发现了，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的生命更没有价值。自那时以来，我觉得这样做就尤其荒唐甚至罪恶了。
话又说回来，拜访埃尔斯蒂尔那天，距我意识到这种价值差距时间还很远，何况也谈不上有任何危险，只不过作为很有害的自尊心的前奏信号，要求自己对于本人那样热切向往的快乐，不要显得比对人家尚未完成的水彩画家的作品看得更重而已。这幅画终于完成。一走到外面，我立即发现——
这个季节白昼是多么长——天色并非我想象的那么晚。
我们到海堤上去。我以为那些少女可能还会从那里经过，使出了多少诡计，才叫埃尔斯蒂尔呆在那个地方啊！我将我们身边高耸入云的悬崖指给他看，不断地要求他与我谈这些少女的事，以便叫他忘记时间，叫他留在那里。我似乎感到往海滩的尽头走，截住这一小帮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跟您一起稍微再靠近一些，去看看这些悬崖，”我对埃尔斯蒂尔说，因为我发现这些少女中有一个常常往那边去。“一边走，您一边跟我谈谈卡尔克迪伊吧！啊，我多想到卡尔克迪伊去啊！”我又加一句，并没有想到，在《卡尔克迪伊港》这幅画中那么强有力表现出来的崭新特点，说不定更多地是来自画家的视觉，而不是来自这片海滩真有什么特别价值。
“自从我看了这幅画以后，这个港口和海啸角，可能就是我最想见识的地方了，而海啸角从这里去，又路途遥远。”
“即使卡尔克迪伊不是更近一些，我大概还是会更倾向于建议你去卡尔克迪伊，”埃尔斯蒂尔回答我说。“海啸角当然很精采，不过归根结底不过是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那种大悬崖罢了，你已经见识过。而卡尔克迪伊，低矮的海滩上岩石遍布，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我不曾见过与此相似的景色，更使我忆起佛罗里达的某些景观。又奇，又极其有野趣。它位于克利杜和纳奥姆①之间，这些海域是多么荒凉，你是知道的，海滩曲线优美动人。这里，海滩曲线平平常常。可是那里，那曲线多么优美，多么柔和，我简直无法对你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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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两个地方似乎为作者所杜撰。
夜幕降临，必须归去了。我送埃尔斯蒂尔回别墅，突然，有如梅非斯托非勒斯骤然在浮士德面前显现，在大街的尽头——有如与我的气质截然相反的气质和几乎野性而又残酷无情的生命力非真实而又魔鬼般地具体化了，而我那多病之躯、病态的敏感以及过度的动脑子正缺少这样的生命力——出现了精灵的几颗斑点，人们绝不会将这些精灵与其它东西相混淆，出现了少女植虫类群体的几颗孢子。她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但是毫无疑问，正在对我进行冷嘲热讽的评头品足。我感觉到她们与我们势必相遇，不可避免，也感到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便象一个泳者看到浪峰即将袭来那样转过身去。我骤然停步，任凭我那位鼎鼎大名的同伴继续向前，我则留在后头。当时我们正走过一家古玩店前，我朝古董商的橱窗俯下身去，似乎这橱窗突然吸引了我。我装作不在想这些少女，而能够想别的事，颇为得意。而且我已经隐约知道，待埃尔斯蒂尔呼唤我以便将我介绍给她们时，我会露出询问的目光。那目光流露出的不是惊异，而是希望装出的惊异——每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或者说，每个人身边的人都是善于根据外表判断性格的人——我甚至会用手指指着胸脯问：“您是叫我吗？”并且一溜小跑奔过去，乖乖地低着头，脸上冷冷地掩藏起烦躁，因为我正在聚精会神欣赏占老的瓷器而被打断，要把我介绍给我并不希望认识的人。
这时，我打量着橱窗，等待着埃尔斯蒂尔呼唤我的名字，恰似等待一颗期待已久而又没有杀伤力的子弹打到我身上这样的时刻到来。确信一定会把我介绍给这些少女，结果不仅是叫我装出对她们毫不在意的样子，而且要感受到毫不在乎。既然结识她们的快乐已经不可避免，这种快乐反而受到压抑，缩小，反而没有与圣卢谈话，与外祖母一起进晚餐，在附近郊游那么令人愉快了。有些人大概对古迹不大感兴趣，后来由于与这些人关系微妙，我不得不错过一些郊游的机会，我非常遗憾。此外，使我即将得到的快乐大大逊色的，不仅是来得这样突兀，而且是这样前后不相连贯。有些规律与流体静力学规律一样准确，使我们头脑中按固定顺序形成的形象保持着层次。可是，事件突然在眼前出现，便打破了这些规律。
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了。而我在海滩上、在房间里所设想的与这些少女的结识，完全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即将发生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我思想毫无准备。从这件大事中，我既认不出我的向往之情，也辨别不出这向往的目标。我几乎后悔与埃尔斯蒂尔一起出来了。特别是，我本来以为会感受到的快乐，现在反倒因为肯定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剥夺这种快乐，而大大缩小了。我下定决心扭过头去，见埃尔斯尔蒂站在距这些少女几步开外的地方正与她们说再见时，根据弹力定律，这种快乐便又整个恢复了其高大的形象。距他最近的那个少女，大大的脸儿，双眸熠熠生辉，面孔好似一块大蛋糕，上面还给天空留了点位置。她的双眸，即使目不转睛，也给人以动态的感觉，正如狂风怒吼的日子，虽然肉眼看不见空气，却能感觉到它在空中流动的速度。有一瞬间，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好似暴风雨日子里天上那风驰电掣的乌云挨近了一块行进速度不那么快的云朵，与这块云朵擦肩而过，触着了它，又超过了它。但是，它们互不相识，各自远去。我们的目光也是如此。有一瞬间，你对着我，我对着你，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面前的这个天国对将来来说蕴含着什么承诺，什么威胁。只是在她的目光并没有减缓速度正好从我的目光下经过时，那目光轻轻遮上了一层薄雾，有如明朗的月夜，风儿卷走了月亮，一块云彩将月亮遮住时，有一瞬间，月光便被迷雾遮掩，然后很快又显现出来。埃尔斯蒂尔并没有叫我，就已经离开了这些少女。她们从一条街斜穿过去，埃尔斯蒂尔向我走过来。一切都错过了。
我曾经说过，那天，在我眼中，阿尔贝蒂娜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似乎觉得她一次一个样。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一个人外表、肥瘦、身长的某些改变，也可能来自这个人与我们之间某些状况的变化。在这方面，起作用最大的因素是信还是不信（那天晚上，我先是坚信就要与阿尔贝蒂娜结识，后来这种坚信又烟消云散。几秒钟之间，在我眼中，先是将她变得无足轻重，继而又变得宝贵无比。几年以后，先是坚信阿尔贝蒂娜会忠实于我，后来这种坚信又消失，也引来相似的变化）。
当然，在贡布雷，根据不同的时间，根据平分我的最敏感之处的两大方式，我进入哪一种，我早已感受过不在母亲身边那种痛苦会缩小抑或是增大。整个下午，母亲就象红日高照时谁也感觉不到的月光。夜幕一降临，便只有她占据我这颗惶惑不安的心了。那时，就连新近的往事也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
但是那一天，当我看到埃尔斯蒂尔没有呼唤我，正在离开那些少女时，我又明白了；一种快乐或一种忧伤，在我们眼中，其程度变化不同，也可以不仅仅源于两种状态的转换，而是由于肉眼看不见的信仰移位。例如这种看不见的信仰可以使我们视死如归，因为这种信仰为死亡撒下了脱离实际的光辉。也是这种信仰使我们对赴一次音乐晚会看得很重。可是，一宣布我们就要上断头台，音乐晚会立刻就失去了魅力，笼罩着晚会的信仰便会突然消失了。这种相信不相信所起的作用，头脑中某些东西对此真是明明白白，那就是意愿。但是，如果理性、感性继续无视这种作用，那么意愿再明白也没有用。理性和感性认为我们想离开一个情妇，只有我们的意愿知道我们的心还系在她身上。在这种时候，理性和感性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因为信仰将理性和感性弄得模糊不清，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时候才能恢复信仰。但是，只要这种信仰消散，只要理性和感性得知这个情妇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时理性和感性完全失去了针对性，就变得控制不住，小小的快乐便扩大到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