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3日，大雨滂沱，项英、周子昆一行由田坑向濂坑方向转移，项英不慎跌落溪水，通身湿透，当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在一处草棚里升起火，刘厚总把项英的一件坎肩在火上烘烤时。觉得这件坎肩为什么如此沉重，尔后他摸到坎肩里面缝着金条。刘厚总知道，在突围前，供给处把所有的经费分发给个人，作突围之用，至此，刘厚总思绪的脉络开始混乱并诱发了他杀人的初念。3月14日凌晨一点，当项英、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在泾县赤峰山蜜蜂洞中熟睡之际，刘厚总抽出手枪对准项英、周子昆和黄诚扣动板机，把他们杀害了。刘厚总面对惨烈的现场，沉思了三个半小时，才打开项英和周子昆的军衣，把他们带的法币、金条拿出来塞进自己的怀中，尔后又把他的手表、手枪、派克笔搜出来戴在自已身上，共计劫掠法币2.46万元、派克金笔3支、赤金9两、手枪3支、金壳表一块、钢壳表一块、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的药用品）。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0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零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零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刘厚总（1903—1952），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副官；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14日，他在泾县茂林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杀害，然后下山投敌；后被关押在重庆，1948年被释放，他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
1943年 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 “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
1952年7月，在全国公安系统的统一布置下，新余县公安局开展户口核对，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历史加以核查。本来，公安人员已在“兴记盐店”核查完毕，正要转到旁边一户，忽然，有个公安对从店外走过的一个人喊道：“黄局长，你到哪儿去？我们在这儿哩。”那人闻声走进盐店，对核查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同志们辛苦。”
这个被称为黄局长的，正是年初才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分管户口核查。他与几位检查人员聊不多久，看见了正在忙碌的刘厚总，心中不觉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他立时把陈次兴叫过来，问了一些情况。黄宜蕃听说这个店伙计并非本地人，加重了心头的疑惑，然而经验告诉他不可打草惊蛇，便不再问了，若无其事地离开。
真是冤家路窄。这个黄宜蕃不是别人，正是14年前周子昆的警卫员！那时候在皖南云岭，同在一个军部，哪天不要见到刘厚总几回？虽然过了12年，刘的外相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脸型和身架变化不大，仔细看还是认得出来。黄宜蕃回到局里，越想越觉得此人就是刘厚总，他立时找到局长，讲了情况，局长同意：马上逮捕、审讯，不要让他溜了。
翌日一早，7月28日6时左右，黄宜蕃带着十几个公安人员，将“兴记盐店”包围起来。店门打开后，黄用枪对着刘厚总的胸口：“刘厚总，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我不是刘副官，你认错人了。”刘厚总连连摆手，矢口否认。
“哼，刘厚总，别装蒜了，你说我是谁？”
“你，你是……”刘厚总盯着黄宜蕃，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但他无论怎样也想不起这人是谁。
“我，我是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宜蕃一声断喝：“你真的不认识？好好看看我吧！”
刘厚总闻言，心怀恐惧地“啊”了一句，随即面色大变，两腮的肌肉微微颤动起来：“你，你……”
“把这个可耻的叛徒捆起来！”随着黄宜蕃的喝令，早已上前的几个公安人员一把扭住刘厚总的双手，用铐子铐上，立时押回县公安局审讯。
原新四军代理军长、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