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稻和美洲作物的引进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多变、地形复杂的国家，除了改良农业技术之外，新的作物品种是农民手中与自然做斗争最好的武器。
二、人口增长的趋势
除了农业的发展之外，政府的政策和商业的繁荣也促进着人口的增长，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9年）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是商业繁荣的最好例证。普遍的看法是在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未必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看法（包括笔者在内），但江南地区的丝织品远销到了墨西哥，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丝织品，瓷器和茶叶也为明朝从太平洋彼岸的阿卡普尔科港换来源源不断的白银，这些白银足以使赋税沉重的江南地区继续得以发展。
李自成攻入北京和满族人的入侵虽然使整个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张献忠和八旗兵在四川的屠杀更让人触目惊心），但当全国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进入一个和平时期之后，全国的形势又有利于人口增长了。满族统治者在入主北京之后，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取消了明朝正规税收之外的所有苛捐杂税，使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在17-18世纪，坐在皇位上的又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三位统治者，康熙、雍正和乾隆（也许晚年的乾隆可以除外），中国的经济状况到达了封建时期的顶点，从当时频频举办的千叟宴中我们就能窥见一斑。
如此喜人的形势让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做出了一个决定，史无前例的将缴纳土地税的人口单位（丁）的额度永久冻结在这一年，随后在雍正皇帝治下，丁应缴纳的劳役税被全部摊入了土地税，这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虽然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使清朝的税收伸缩性受到致命打击，但在当时这些措施却是得到无数地主文人们歌颂的仁政。
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清朝的人口在康熙年间，突破了两亿，在乾隆中期突破了3亿。
关于以上的估计数字，需要做一些说明，明朝在洪武年间，曾经进行过那个时代最严密的人口普查。朱元璋规定这样的人口普查要每十年进行一次。在他死后，这样的普查流于形式，地方官在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当中，往往因循之前的数据，或者自作一些小小的改动敷衍了事，到了明朝后期，甚至统计数据的对象也不是人口了，而只是纳税单位，也就是“丁”。甚至明朝有些地方的人口统计数（也就是丁的统计数）中，出现了小数点后边的数字。约有七八成的地方在人口报告时漏掉妇女和儿童，只上报丁数。理论上来说，“丁”指的是所有有劳动力的应该向国家纳税的成年男性。可是在实际上的执行过程中，地主是想方设法勾结胥吏和官员，隐漏自家的户口以减轻税收负担，这种情况普遍的程度被当时的观察家愤怒的记载了下来：“自洪武十四年至是九十二年，户减八千八百九十，口减四万八千二百五十，是十亡其六七矣，何生息久而反凋零乎？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